不能再用“农民”概念简单分析问题                     

                                                                                     作者：熊丙奇

最近，一条“农民年收入二三十万”的消息引起社会关注。不少网友质疑其真实性，而记者调查发现，此消息属实。对此，不少舆论分析为何网友不相信是真的，并感叹，究竟有多少农民年收入这么多。

说实在的，在全中国范围内，要找到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农民，并不难，江苏华西村的农民们，不少都有上亿身家，据《城市晚报》报道，10月8日，由华西村村民每户出资1000万元，筹资30亿元人民币建起的高328米的“黄金酒店”龙希国际大酒店剪彩开业。

但为何大家不相信“农民年收入二三十万”呢？这一方面与这消息的出产地有关——来自黑龙江省一农场，大家的意识中，这地方的农民不怎么富裕；另一方面，则与“农民”这一概念有关，总体看来，“农民”这一概念所代表的群体，还是社会的低收入群体。

其实，“农民”这一概念，早已经很模糊了，在传统的概念中，是有农业户口者，属于农民，以这一概念分析，进城务工者，属于农民；在城市创业开办公司已成大老板，没有落户，也属于农民；考上大学，没迁户口者，属于农民；大学毕业，在城市工作，户口被迁回老家者，也属于农民；在城市工作，原本有城市户籍，但为享有包括农村宅基地在内的优惠政策，而实行非转农者，还是属于农民……以此可见，“农民”中并不乏收入较高者。

根据国家计生委10月9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亿，换句话说，在城市生活的农民数量，有2亿多。这被传统的概念称为“农民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则是“新城市人”。

这表明，再以传统的农民概念，来区分社会阶层，已经很难比较清楚的说明问题。比如，前不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另一条新闻——农村生在名校中的比例下降，在北大农村生的比例只有10%，清华17%，针对这条消息，有学者指出，数据并不客观、真实，因为过去10年中农村人口在减少，分析农村生在大学中的变化，应该分析农村生与农村人口之比的变化，不能简单看农村生与城市生的比例变化。这不无道理。但是，这是以纯粹常年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计算农村人口，还是以农村户籍人口计算呢？

我不认为用农村生与农村人口之比来分析，就更为科学、客观，事实上，采用农村生这个概念，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本就已很难说明问题。如前所述，“农民”这个概念已经很模糊，在北大和清华的农村户籍生，极有可能是常年在城市生活的；或者父母在城市上班，实行非转农的；还有家庭有上千万资产的，比如华西村的村民，也就是说，有的农村生，家庭经济条件可能不比城市差，甚至可能还要好。——需要注意的是，城市也有贫困家庭，他们的子女的上学处境与家境不好的农村孩子差不多。

在当下，更能反映社会贫富状况、教育公平与就业公平的概念，应是家庭人均收入。就全中国（以及不同地区）而言，可以分析家庭人均收入在千元以下家庭有多少，占多少比例；千元以上两元钱以下有多少，占多少比例，以此类推。以家庭收入情况为基础，再调查大学里学生的家庭收入情况，就更能说明问题。比如，有数据显示，我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比例达66%，那么，从这些地区招收的学生中，来自贫困家庭的占多少？还比如，我国城镇贫困人口约5000万人，来自这些家庭的学生，在大学生中比例又是如何？

所谓“以人为本”，是要把政策、工作做到具体的人身上，简单地以某些群体概念来分析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并以此推出解决措施，很有可能误导政策。比如，有人针对农村生比例下降，建议给农村地区更多的招生指标以及对农村学生实行加分，而问题是，在农村地区，也有城镇学生，如果按照城镇学生更有优势的逻辑，这增加的招生指标，不照样被这些地区的城镇学生瓜分了？再就是，父母是白领、亿万富翁的农村户籍生，是不是也要享有加分呢？

再比如，近来一些高校“竞选贫困生”受到社会质疑，据称此举是为了防止假冒贫困生，假冒贫困生的出现，当然有社会诚信的原因，但也与概念式判断有关——一些家境不错的学生，就是利用大家认为“不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就是贫困生的观念，很容易的假冒成功。

在国外，由于没有二元户籍体制，所以不存在以农村和城市来为社会简单分层的问题。大学关注贫困生，减免学费、给予助学贷款以及在升学中给予适当加分评价，都是以其家庭的具体收入为标准的。这是关注具体个体，而非以概念来代替个体判断的做法。

所以，有必要打破概念化的评价方式和工作模式，把工作深入细致，拿实现教育公平来说，就该推进基于学生每个个体的教育公平，包括建立针对不同个体的多元评价体系。离开了个体的公平，所谓的群体概念公平，并非实质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