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

摘要：现代短篇经典《绣枕》与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鞋》书写的都是闺阁题材。两篇作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第一，故事发展的进程和情节颇为相似，而作家的姿态有所差异。第二，人物设置基本一致，而文本的情感力量有所不一。第三，两篇小说都选取了物作为女性完成梦想的道具，而深入的力度有所不同。

关键词：情节进程人物设置、象征物

　　《绣枕》是凌叔华的代表作，亦是现代文学的经典，最初发表于1925年3月《现代评论》第1卷第15期。作品篇幅短小，不动声色地展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弱势地位，以及仰望高处而不可得的悲剧性命运。
　　　无独有偶，1997年刘庆邦发表在《北京文学》第1期上（后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鞋》展示了类似的主题。闺中少女对男性所寄予的期待在不同的时代里获得了相近的书写。
　　　从主题学的角度来看，小说《鞋》是对现代短篇名篇的一次延伸性的书写。两部作品在很多地方存在着相似之处。但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下有着不同的个人经历的创作者即使在创作相似题材的过程中，又表现了个体的独到性和差异性。
　　　总体而言，小说《绣枕》和《鞋》在以下诸方面具有可比性：
　　　首先，故事框架结构、情节进程大致相似，都表现了女性现时性的弱势状态。
　　《绣枕》中的大小姐历经半年精心绣好一对送给白公馆的枕头，以期能成为嫁入豪门的敲门砖。枕头送出去了，却在白公馆沦落为下作的命运，最终被转送到一个下人的手里，小姐愿望成空，依然在闺阁中延续着绣花的漫长生涯。整个故事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在清醒的无奈中，女主人公的前路显得多少有些黯淡。
　　《鞋》中的农村姑娘守明，十八岁就定了亲。为了做好一双送给未婚夫的布鞋，日夜兼程，用心备至。在守明的心目中，鞋代表了心灵的契约。守明给未婚夫送鞋的夜晚，未婚夫的表情显然和守明精益求精的做鞋心态极不相称，最后，未婚夫带着鞋子离开了守明，去向了城市，守明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由希望变成失望。
　　　两部作品都设计了戏剧化的由希望而失落的情节，女性通过具有标志性的事件获得某种身份认同的方式、途径从总体上说是相似的。在闺阁叙事中，女性的命运走向总是包含着太多的被动性。她们在历史伦理的指引下力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自身融汇进男性的历史中，成为男性历史的一部分，进而完成自我的生命历程，并且从中获得意义的升华。“从历史起源看，闺阁本来就是一个儒家意味很浓的概念，是封闭的生活空间，是女性受支配遭压制的场所，总之，说得夸张一点，它是儒家文化管制女性身心的一座‘监牢’。”①
　　
　　而作为历史主动施与者的男性天然地占有着话语及权力的优势，他们在不动声色中担任了女性命运的总导演。两部作品都是以女性作为主要的叙述对象，男主人公的出场几乎为零。历史的薄情和荒诞就在这样的人物戏份中被充分勾勒了出来。女性的生命看上去是鲜艳的，饱满的，实际上在缺乏话语权的男女两性体系中，鲜艳最后都不过化为颓败和伤感。
　　由于两篇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代，主体取向上还是存在着差异。《绣枕》直指了整个封建体系中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地位的绝对性，讽刺多于理解和体恤。《鞋》连接的显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一个段落。在这个转型期中，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都在调整的过程中，城市对农村青年充满了召唤力。正是在这种召唤力的鼓动下，守明的未婚夫一去就没有再回头。相比较而言，《鞋》的主题中体现的时代发展过程中某种不得已的必然，对女主人公有理解、体恤亦有抚慰的成分存在，这一点与小说《绣枕》的纯客观的描摹显然有所区别。
　　　第二，人物设置基本一致。在大致相似的人物设计中，男作家倒比女作家多出了一份对小说人物的体贴和关心，小说《鞋》的文本情感力量表现更为强烈。
　　　小说《绣枕》与《鞋》在主要人物的设计上颇为一致，主要人物的行为特征，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行为关系也大致相似。
　　　《绣枕》的主要出场人物为大小姐、下人张妈、张妈的女儿小妞儿。其他人物象老爷、白总长及其与之相关人等都是通过以上三位人物转述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有利于使得在短小的篇幅里主要人物可以尽情表演。因为小姐尚在闺阁之中，行动自由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主要的转捩性情节都由小妞儿来讲述。在张妈、小妞儿、大小姐三人的关系中，张妈是一味的维护者，她倾尽本能地捍卫着自己的服务对象，以此来获得维持生存的必要收入，所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串线似的人物。小妞儿则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了一些戏剧性的阻隔因素，如特意跑来看绣枕而不得一事正从侧面显示了大小姐的小心翼翼。
　　　在小说《鞋》中，主线人物依然是三个，即妈妈、守明和妹妹。其他人物相对出场的机会更少一些。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女性已经有了走出闺阁的权力，相对《绣枕》中的大小姐，守明有了更多直接参与公共事物的权力。在妈妈、守明和妹妹的三维关系中，妈妈是维护者的角色，而因为血缘关系及社会地位的变化，她的维护比之张妈不仅多了一份母女情谊，更摆正了一位历经了生活的女性性格中宽容、大气的一面。妹妹则在很多程度上因袭了小妞儿“破坏者”的角色。二者的区别是：小妞儿因为自我身份的卑微是欲破坏而不可得，妹妹则凭着一份好奇心动手给守明的鞋子纳了几针而引起了一场家庭冲突。冲突本身都是为了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存在。无论是大小姐还是守明，都坚决地信奉着她们所从事的“事业”的至高无上性。
　　　而对于男一号的描述，《绣枕》只是一笔带过，因为对于大小姐来说，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想象，一种努力，没有任何的承诺可以兑现。所以，白总长的儿子只在张妈的口中提到过一回。
　　　而《鞋》中的“那个人”的几次出场都别有生趣。因为内心的某种神圣性不容破坏，守明把她的未婚夫的名字视为不可触碰的珍品，这一笔把纯真少女心中天然纯朴的情感巧妙地描绘了出来。守明对未婚夫的感情实际上充满了崇拜的成分，在多次大队演出中，“那个人”的表现都让守明怦然心动，无形中，那个人成为了守明的梦中情人。
所以，从对男性形象的塑造来看，《绣枕》是空白的，它显然将所有的聚焦点推向了闺阁之中，主要的意旨在于展示女性在旧式生活中毫无出路的生存状态。而对于出身尚佳的大小姐来说，命运尚且如此，其他的平民女子恐怕更加落寞。“大小姐”们“既没有自我肯定的勇气，更没有自我选择和行动的力量，几乎绝大多数的人物只具有年轻美丽的外貌，而无丰厚的内心世界，她们处于一片混沌柔弱之中。”②
　　　《鞋》在这一点上显示了某种超越。对男主人公的刻划显然是用了一些力气，这成为守明爱情的源头。也就是说，在作家刘庆邦看来，传统生活中女性的被动状态已经有所改观，情感本身受到了更大的重视。
　　　整体而言，两篇小说在主要人物的设计上基本合拍。但鞋又更致力于从更广泛的人类情感的角度去理解婚姻以及爱情，体现了某种超越性。无论如何，作家设置人物的基本出发点在于突出最核心的人物，即女主人公。而在突出女主人公的过程中，两篇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于突出“造化弄人”以及女性命运不可把握的现实处境。而小说《鞋》除此之外，充分地进入了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因此塑造出来的女性形象也更为丰满，有血有肉。
　　　第三，故事选用了相似的象征物，物成为通道，成为完成女性生命梦想的道具。
　　　《绣枕》中的靠枕，《鞋》中的布鞋作为女红的产品已经承载了更多的心理和情感的寄托。在文学作品中，当物不再是物本身的时候，它便具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也使得文学作品具备了更深沉的情感。两篇小说中的象征物都连接着一个看不见的男人，《绣枕》显然更为虚幻一些，它所连接的男性最多是一种揣测，一种类似于现代社会的中奖行为，跃跃欲试者可以付诸行动，对结局的期待却不能太过用心。
　　　《鞋》的不同在于，布鞋所连接的异性已经在媒妁之言的力量下获得了某种可感的力量，至少在女主人公看来，一切是被当做一个仪式来进行的。两位女性都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和命运，都在以一种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姿势身不由己地活动。在被命运推着往前走的时候，两位女性的表演就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悲剧的意味。而这种悲剧性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退路，女性生存在夹缝中的状态不言而喻。
　　　在极力地将象征物的力量推向高潮的时候，两位主人公对象征物施与的力量都可谓倾其心力。也正是这种继承式的描写，使得时隔七十余年的文本自然相遇，心灵会通。
　　　《绣枕》中的大小姐门第不低，却把全副心力放在刺绣上，尤其是她用半年时间绣出来的一对靠枕花费了她无数的心血，几易其线，增删数回，把凤凰、翠鸟硬是绣得活灵活现。小姐的脾性全然被抛在了一边，只有她的神物遭到她不曾想象中的“侵犯”的时候，小姐才复原了其霸道的本性，用尽全力去捍卫绣枕的纯洁性。
　　　守明的行为几乎无二。布鞋几乎成为某种神威的象征。为了让布鞋的洁白、纯粹不受污染，守明和自己的妹妹发生了强烈的冲突。
　　　也就是说，两位女性无论对绣枕还是布鞋都产生了莫名其妙地敏感，一种势将生死置之度外地勇气和力量使得她们的神经进入了绷紧的临界状态。而在这种力量背后起作用的，是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如果对守明来说还有一些类似于崇拜的隐秘的爱情，对于大小姐来说，就完全是对于豪门望族的仰望和追逐——爱情被置换成了务实地对门第的追求。
　　　因此，两篇小说的情节虽极其相似，用力点却大有异同，表现出来的细节也有所不同。特别是作者对守明情感变化的几个细节的描述，更传神地表达了怀春少女的纤细美好的情致。
　　　“她有些生妹妹的气，生气不是因为妹妹说的礼轻礼重的话，而是妹妹叫了那个人的名字。那名字在她心里藏着，她小心翼翼，自己从来舍不得叫。妹妹不知从哪里听说的，没大没小，无尊无重，张口就叫出来了。”名字在此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怀春少女用心地珍视着生命中那个来客的点点滴滴。爱情已经在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姑娘心中溢满了，并且在她的心灵空间中飞翔、翻腾，只是囿于少女的羞涩，此情只可独享不可分享。
　　　那么，这么真切的爱情到底是如何来到守明心中的呢？
　　　“要是舞台上有好几个人在演，守明不看别人，专挑那一个人看。她心里觉得和那个人已经有点熟了，她光看人家，不知人家看不看她。她担心那个人看她时没注意到，就不错眼珠地看着那个人的一举一动。她这个年龄正是心里乱想的年龄，难免七想八想，想着想着，就把自己和那个人联系到一块儿去了。她不知道那个人有没有对象，要是没对象的话，不知那个人喜欢什么样的……她突然感到很自卑，有一次戏没看完就退场了，在回家的路上她骂了自己，骂完了她又有点可怜自己，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守明的爱情来自于对文明的向往。在舞台上，那个人给了守明无限的想象和憧憬，心灵深处的崇拜使得少女产生了朦胧的爱情和某种层面的自卑感。一爱一怨在无形中难免就使得守明心中爱的萌芽更加稳固起来。因此，当媒人来提亲时，守明心中的欢喜恐怕抵达了她自己也难以自持的顶点。
　　　一系列被充分做足的铺垫使得守明做鞋的场景充满了神圣感。在神圣的背后，少女的一颗心跳得异常狂热。“拿到鞋样子，终于知道了那个人的脚大小。她把鞋底的样子放在床上，张开指头拃了拃，心中不免吃惊，天哪，那个人人不算大，脚怎么这样大。俗话说脚大走四方，不知这个人能不能走四方。她想让他走四方，又不想让他走四方。要是他四处乱走，剩下她一个人在家可怎么办?她想有了，应该在鞋上做些文章，把鞋做得比原鞋样儿稍小些，给他一双小鞋穿，让他的脚疼，走不成四方。想到这里，她仿佛已看见那人穿上了她做的新鞋，那个人由于用力提鞋，脸都憋得红了。”守明的情感呈现完全投入的架势，订婚作为一种有效的制约方式已经让守明完全陷落进想象中的二人世界，她和“那个人”的童话成为了她心中的饕餮盛宴。
　　　也许应了物极必反的说法，一切绚烂必将归之于平淡，一切想象必将归之于现实。“那个人”在舞台上的表演实际上是作者有意做好的一个埋伏，这个埋伏与整个社会的追求是同步的，他的出走无疑是千千万万农村青年走进城市的一个缩影。虽然存在所谓的婚约，但就情感的浓烈程度而言，守明毕竟是单方面的舞者，所以最后两人的分手对于“那个人”只不过是淡淡的一笔。由此，对农村少女婚恋心态的摹写使得整个文本真切而感人，跌宕而不失韵致。
　　　而在小说《绣枕》中，有关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的秘密触及不多，读者从作品中得到的更多的是一个外在的世界，一个无限的感慨。
　　　陈染曾说：“长久以来，我们始终在男人们想当然的规则中，以一种惯性被动地接受和适应，我们从来没有我们女人自己的准则，我们的形象是由男性文学艺术家硬朗的笔划雕刻出来的简单化的女人形象，我们的心灵历程与精神史是由男性的‘女性问题’专家所建构。”③在此，女性内在被忽视的历史显然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不应该简单地把责任推给男作家。
　　　刘庆邦曾经说过：“我写了差不多两百个短篇了，比较满意的也就是《梅妞放羊》、《鞋》、《黄花秀》等几个。”对于几近相似的题材，刘庆邦完全以不同的方法进行了处理，使得一个古老的话题焕发出了盎然的生命之感，《鞋》被称为其最满意的作品之一也确实名至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