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国翻译高潮的酝酿和表现

119世纪，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旧时代的终结。

从政治上说，这是一个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的时代、这是一个传统与进步较劲的时代。拿破仑的战败及之后的皇权复兴再到拿破仑三世的败亡，欧洲、或者说法国，真正进入了共和国时代。资产阶级真正开始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命脉。

思想上看这个年代：政治的革新与思想的革新向来相辅相成，代表这传统守旧的封建主义、贵族以及与他们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与代表进步革新的新兴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及他们的思想文化之间冲突对立依然存在。时代的冲突让这一时期的思想界百花齐放。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相争下，思想的碰撞激发出创造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流派纷呈。也直接影响了对文学以及文学翻译的态度。

经济上：19世纪是科学的时代，各种发明创造拉近世界的距离，“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世界主义①开始兴起，人们试图了解别国的语言文化。自由贸易下世界各国间不仅是经济互通有无，相应地，语言文化文学的交流越来越多。翻译的需要增多了。

在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工业生产、贸易的时代，政治经济交流频繁的时代，翻译高潮应运而生。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法语的发展与翻译的关系。法语从蛮语到民族语言，又从民族语言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语言、交流的最主要用语。当时欧洲上流社会都以会说法语为荣。从17到19世纪，法语虽然没有像今天的英语这样具有世界范围的巨大影响，但是在欧洲已经形成了法语的语境。随着国际交往需求增多、各种国际组织的建立，语言间的交流增多，翻译达到无可或缺的地位。

“翻译高潮表现在文学领域，最突出的是对英国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除此之外，还有对雨果、夏多不里昂、波德莱尔等的译介”[1]。

其次，翻译高潮带来了“主义”。德国浪漫主义此时在法国生根发芽，这其中文学翻译功不可没。

“1830年七月革命后，无产阶级继资产阶级之后，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正处于急剧转折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十分尖锐。封建势力妄图恢复革命前的旧秩序，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渴望实现革命的理想。反动的和积极的浪漫主义流派就是上述阶级斗争的反映。”[2]

随着欧洲其他国家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德国的歌德和席勒在法国的译介，使法国作家扩大眼界，在摆脱古典主义法则的束缚上起了很大作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遂蓬勃发展。除了卢梭的积极浪漫主义，“反动”浪漫主义在法国同时出现。其代表作家夏多布里昂也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翻译家。

如果我们盘点一下19世纪法国的翻译高潮，就会发现，在历史的动荡下，政治也好、文化思想也好，都在追“变”。疯狂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作用下，翻译高潮仍然以“译入”为主。表现在语言文学、思想和哲学各方面的文化输入。

二、历史的巧合：中国翻译高潮应运而生

在差不多同一阶段的东方，一段类似的历史正在播放。

“中国的第三次翻译高潮起于鸦片战争后，延至五四运动前”[3]。也称西学翻译。这一阶段的译作和译论百花齐放。从译者方面则以严复和林纾起，以鲁迅终。这时候的中国也处在“乱世”，跟19世纪法国的国情类似。不过法国是内部变乱，中国是被外部势力逼上了梁山，不得不变。所以这种“变乱”比之法国更加彻底。带来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解放也更加灿烂。

这次翻译高潮的杰出代表是严复。他先后译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 把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中国。

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相交流。文学革命运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的先导。“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一时期，大概数鲁迅先生译得最认真，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所谓忠实，是指内容上的“信”;所谓通顺，是指表达上的“顺”。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当对立起来，……。” 在当时而言， 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

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与法国翻译高潮类似，中国第三次翻译高潮与语言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一是翻译本身与目的语的关系。翻译站在目的语的外围、透过源语的视角，向目的语深处呼唤。“翻译的行为是激活静态、同一性的原文，使其获得他性，使同一的文化在他者文化中得以延续，同时也改变着他者文化的历史命运。”[4]

在这样的推动下，第三次翻译高潮使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新文学自此而始。

二是源语与目的语的关系。

西学翻译高潮是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催生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引发了激烈的中西文化冲突。而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 这种冲突的结果, 就是使处于弱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一场西方思想的洗礼。

不管从哪个方面说，翻译对语言的影响不可磨灭。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所带来的思想革新也是翻天覆地的。新文化翻译高潮带来新科技、师夷长技，带来新文学、开启民智，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也许一本书谈不了翻译在文化交融、拓宽文化空间里起的作用，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高潮彻底地让中国语言文字被摧毁重铸。来自外部力量的语言重建从而引起思想文化的剧变，19世纪中国翻译高潮的影响与法国此时的翻译高潮相比，要深刻得多。

必须承认的是：中法两次地域上隔陆跨海的翻译高潮过程中也存在很多相似点。譬如翻译高潮与语言的互动关系、翻译高潮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等。这些相似性着实说明了一些翻译基本问题，尤其是对当代翻译境况有借鉴意义的，无疑是对强弱文化间关系的探讨。

三、借古观今的思考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翻译高潮中，先来看一组数据：

新闻出版总署20日发布的《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显示：2010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6602种，较2009年增长20.4%;其中，图书13724种。2010年共输出出版物版权5691种，较2009年增长35.3%。其中，图书3880种。[6]

仅从图书出版物版权引进输出的情况便能窥见一斑：我国的文化出版逆差很严重。文学翻译境况也能窥见一斑。如果要分析逆差现象的缘由，自然会说起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对翻译的作用——正如19世纪外部强势文化半毁灭性地推动中国语言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当代最强势的文化——欧美文化，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向亚非国家渗透。在这种现状下，文化和翻译要走去确实困难重重。

类似的情况却在日本结出不同的果，日本文化在欧美反倒大受青睐。缘何?当我们提到日本文化，脑海里首先浮现出得是：和服、木屐、插花、茶道、武士道……都是有形、直观，而且纯粹得成一个系统的印象。一旦说到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是：传统的有儒、道;现代的有大跃进、文革、昂扬的革命精神……中国文化一直在融合、繁衍，所以它不纯粹，它不能直接触摸到，它永远隔着一层纱，似是而非。我们要推出去的不是上下五千年的、早已沉淀在民族精神深处、不能言说的文化，而是经历了诸多挫折、诸多冲击的当代文化，冗杂纷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除去市场因素不看，翻译在其中能做什么?如果说“翻译是一个站在语言之林的外围，向深处呼唤的过程”[4]，能够赋予原作再生的译作期待目的语语言文化的回声。如何找到能够产生回声的、中西文化契合点，是翻译高潮的任务。

注释及参考文献：

①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社会理想，认为全人类都属于同一精神共同体，是与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世界主义不见得推崇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仅仅是指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更具包容性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01

[2] 杨周翰,吴达元,赵罗生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6

[3]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137

[4] 陈永国主编. 翻译与后现代性[M]. 代序：翻译的文化政治.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5

[5] 许钧.翻译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32

[6] 新闻出版总署：2010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EB/OL].http://industry.epuber.com/2011/0725/1468.shtml, 201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