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是中国的黑暗史，是国人的屈辱史，这一切都源于西方的殖民侵略，他们的军事侵略使得中国国土沦丧，政治控制使得中国主权丧失，经济掠夺使得中国国衰民贫，文化渗透阻碍中华文明的进程。正如马克思评价不列颠对印度的殖民侵略，“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1]一样，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打破了中国的旧世界却并没有给中国一个新世界”。

　　公元前475年到1912年，中国的政治体制都是封建专制制度[2]，在如此漫长的时间维度里，中国政治体制有过多次的变动，各个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在不断的变革，及至始皇公元前221年，吞二周而亡诸侯，中国的政治体制趋于成型，我们姑且称为“秦政”，秦政经过无数皇帝专权者的改进，逐步完善，造就了古代中国的辉煌，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的中心，成为西方人，东方人向往的地方，而自己也逐渐成为“温水中的青蛙”，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诚如梁启超所言：“我支那四千余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国人终于惊蛰，在多方探索挽救国家民族危亡道路之后，终于将目光投射到政治制度上[4]。

　　政治之核心在于限制人的私欲，“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5]所以先进的政治制度是以宪法为中心，实行权力的制衡。而中国两千多年的秦政，则是以人治为核心的专制制度。社会国家的发展没有任何制度的保障，社会国家的进程受个人喜好左右。[6]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先进的，君主立宪或者民主共和。是时的国人已经认识到了民主制度的确立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清廷也被迫实行新政，在社会上更是产生了一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主要对象是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战场却是以《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报》为核心的海外华文报。我们说民主的核心是自由，中国政论的这种格局，一则说明当时中国的言论没有自由或曰自由度有限，一则说明持宪政观点者力量薄弱，无法与清廷直接交锋，只能退而取其次，外围包抄，“农村包围城市”。以《中兴日报》作为阵地的孙党和以《南洋总汇报》为阵营的康党，唇枪舌战，笔枪墨弹，在无硝烟的战场上战斗得异常激烈，即使如此，他们却有一个共识，即：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秦政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应该实施宪政。他们的分歧在于实施宪政的方式。孙党希望采用民主共和，而康党则坚持君主立宪。

　　如果说康党和孙党与清廷的博弈是中国宪政的滥觞。那么随后的辛亥革命则是宪政在中国实践的开端。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革命(相对于改良而言是武装起义)，但是最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却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中华民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一种和谈的结果，是各方力量相制衡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对民主制度的实践与尝试。当时的中国主要有三大政治力量，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派，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武昌起义时，三派力量相当，谁也强不过谁许多，大家的力量都有限，但是三者又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推翻帝制。[7]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下，在大家力量都差不多的背景下，三方坐下来谈，以期用和平的方式来实现共同的目标。这样的一个过程极为短暂，这样的一个细节微不足道，但却是中国由帝国到民国的转型中，极为光辉而灿烂的一刻，虽然是转瞬即逝，昙花一现，但在那一刻，中华民族竟然不是暴力者说了算，不是以暴力逻辑来决定，不是由汤武式的暴力革命来说话。可惜的是，这种平衡状态很快被打破。胜出者是袁世凯集团，袁世凯集团之所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积蓄起强大的力量，离不开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这股强力助袁世凯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国本就先天不足的宪政之路至此受到重创。袁世凯上台之后，毁法造法，解散国会，实行军人极权统治，随着宋教仁的被刺，中国的民主之梦也就灰飞烟灭。不仅如此，袁世凯甚至开起了历史的倒车，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登极称帝，恢复帝制专政。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中国并非没有民主议会的因素，这颗民主之花就像那无比绚丽短暂的烟火，瞬间凋零，甚至于国人还来不及意识到它的存在，更谈不上欣赏它的美丽。而在中国的这场民主发展的进程中，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充当了刽子手的角色，将中国的民主扼杀在摇篮里。其实这也符合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本意与目的。他们只是希望瓜分瓦解中国，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供应地，而并不是要将中国发展成一个真正进步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武力干涉下，民主之梦对于中国人，借用海涅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来形容再恰当不过。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64页。

　　[2] 关于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史学界在20世纪20年代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认为中国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同样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发展下来的，郭著一时间洛阳纸贵，从中也可窥彼时对这一问题社会的大体认同。但是至今，史学界仍有不同看法，认为中国甚至前苏联并没有奴隶制社会。著名学者启良甚至认为，整个人类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形态。如此看来的话，中国封建专制的时间将更长。

　　[3]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台北：文海出版，中华民国五十三年：1页。

　　[4] 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为求自保，兴办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后人将此段历史概括为器物救国，但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并没能救中国，甲午中日战争，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成为这场运动的最佳注解。

　　[5] [英]约翰·埃默里克·爱德华·达尔伯格-阿克顿，侯建，范亚峰译：《自由与权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342页。

　　[6]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评价中法战争时就明确指出，清廷的首鼠两端，举棋不定使中国损失惨重，这些损失与慈禧个人的意气用事密不可分;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惨败，也与慈禧个人的喜好分不开，至于八国联军侵华，则完全拜慈禧所赐，为了个人的权力欲，竟然愚昧且无知的以一国之力挑战多国。故史学界总结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时，将社会制度的腐败至于首位。

　　[7] 傅国涌：《三派同源，殊途同归》，载《书屋》2010年12月 ，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