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发展教育”早在1952年就出现在我国教育法规里，成为了我国的教育方针。几十年来，全面发展教育有积极的成果，也有被误解，乃至尴尬的局面，人们一谈起全面发展，就自然而然地设想把人培养为无所不能的万能人。这种倾向，几乎成了一种潜意识，无形地支配着我们的教育教学，致使全面发展教育沦变为了平均发展教育，影响了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下面就全面发展教育嬗变为平均发展教育的原因作一简要分析：
一、  认识上的误区
我国实施全面发展教育方针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长期以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很好地把握“全面发展”这个概念。“精英教育”、“应试教育”、“重才轻德”、“高分低能”等种种与“全面发展”的真谛相背离的现象层出不穷。之所以如此，与我们未能正确认识“全面发展”分不开。
误区一：“全面发展”就是“面全发展”。有些人认为所谓“全面”就是“面面俱到”、“面全”。于是他们要求学生什么都学、样样都好，求多求全成了他们对学生的评价标准。然而，此种”全面发展“的结果是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扼杀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学生的时间与精力被平均分摊，形成所谓的“平均发展”。这种工厂化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整齐划一，千人一面，缺少个性和特长，缺乏创造力，一直以来都为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反对、驳斥。前苏联著名教育家，M.H.斯卡特金就曾鲜明地指出：“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毫无根据地把全面发展描绘成使个人成为万能的天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一点，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全面发展决不是说一个人能够从事‘所有的’各种形式的活动并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这种绝对化的“全面”古今中外根本没有人能做到，更何况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呢？马克思主义观的“全面发展”应是个体“现在”对“过去”的超越与发展，而不是要求一个人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只要他按照自己的志趣把属于自己的各方面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实现了对“过去”的超越，就是“全面发展”
误区二：“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对立的。在目前流行的教育概念中，“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被认为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而“全”与“个”天然就是对立的。再则，“全面发展”既是教育的指导思想又是多年来的培育目标，人们于是“有根有据”地否定个性和差异以强调人的共性，从而形成认识上的误区。那么“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是不是对立的呢？我们只需看一些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人及其发展的论述所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答案就一目了然了。如，人有“多种多样的志趣和生产才能”；人根据“社会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人应“发展丰富的个性……”。显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中，人的发展和个性教育是不可分离的。他们充分考虑到个体天然的能力倾向、兴趣爱好和性格特征，以及每个人按照自我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进行职业上的流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全面发展”决不是用一个标准化尺度去要求和培养个体的“平均发展”，而是为个体自由全面地发展开创无限的可能性。
二、  应试教育的影响
平均发展在我国解放初期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对“全面发展”理解上存在一些误区，但是今天仍然固守平均发展就不完全是认识上的原因了。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功绩不能抹杀，许多人在高考后获得最直接的是经济上的实惠，考上好学校就意味着有了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就有了好收入，因此也就出现了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局面。整个基础教育名义上是按照教育部的大纲实施，实际上是在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什么兴趣、爱好、特长统统为考试让路，为了能考出好分数，学习内容的难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教学大纲的要求，学生整天在题海中苦苦挣扎，缺少生活与社会实践，缺少个性发展，缺少创新精神。“应试教育”用一个模子铸人，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学生，这就是全面发展沦为全面平庸的原因。考试分数可以选拔人才、也可以埋没人才。鲁迅、郭沫若、华罗庚、臧克家，上学时都有不及格的科目，达尔文上学时也是数学不及格，难道说他们不是人才。如果用现在的评价标准来衡量，数学成绩不及格的毛泽东决不能算是一个好学生。如此的教育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也在情理之中了。
三、  教育行政化的助推
全面发展之所以受到一些质疑，异化成平均发展，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教育行政化的结果。直白的说教育行政化就是教育官僚化、教育权力化。导致教育不能依照教育规律办事，而是由掌管教育资源的行政官员说了算。恢复高考之后教育行政机关用升学率考核学校业绩，作为教育官员只要能把升学率搞上去，就有了政绩，也为步步高升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教育行政化是平均发展的助推剂，是教育官员个人功利思想的对教育的戕害。温家宝总理提出的“要让教育家办学”就是要消除教育行政化，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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