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边区移难民的主要来源有两种，其一为区外移民，其二为区内移民。移难民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人民流离失所。

　　战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很高，而且在广大农村地区贫困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一遇到战乱贫困的农民生活没有保障，很容易成为难民。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无数中国人民在敌人的铁蹄下饱受蹂躏，扶老携幼，背井离乡。其中有一部分北到边区。1939年1月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工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临近战区，从山西、绥远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另外，边区四周的抗日军人家属，因在各地不能得到救济优待而逃入边区的抗属以安定、延安为最多。”“从绥德、米脂、清涧等地逃入延安的，至今尚有三百余人，在延长者四百四十人，在延川者一千〇八十二人，在安定者七百一十六户人口约三千左右，其他入关中、靖边、庆环各地都有。”又如，1944年初，由于日寇在山西离石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遭难村庄不下数百，该地同胞因不堪其残酷蹂躏，纷纷携老扶幼向边区逃难，数日内即达五千余人。”总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边区出现移难民的一个重要原因。

　　2、自然灾害造成了大量的移难民。

　　抗战时期无论是国统区或者沦陷区，还是边区内部，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让农民不堪消受。夏明方在其《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中这样讲到：“如果纯粹从自然的角度讲，八年抗战期间总的来说的确算得上一个风调雨顺的时期。”“这段时间是继1920年至1930年代中叶灾害群发生之后出现的一个相对平静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对社会进而对人口迁移没有影响，相反的，他认为“抗战时期的灾害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且在迁移过程、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1942年—1947年是中国蝗灾的盛发期，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安徽、山西、江苏一带，其中河南受灾最为严重，全省40余县遭受蝗灾，“作物被吃尽净”，

　　此外，边区内部的自然灾害也造成了大量的移难民的产生。边区地处西北高原，大陆性气候特征显著，气候干旱，每年都有自然灾害发生，如旱灾、虫灾、涝灾、雹灾、霜灾等。1942年，仅三边由于连年的歉收及旱灾就产生“灾民达一万有余”。雹灾水灾对边区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如1940年秋，神府县11个乡，91个村遭受了天降冰雹恶打，华池县遇到大雨、冰雹的袭击，秋禾薄收。”“8月1日晚上下大雨时又遭了冰雹之灾，灾情最重的一区四乡，荞麦(被)冰雹打的全无收成，其他庄稼也受到四分之三的损失。”总的来说，在八年抗战时期，边区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灾害，给边区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危害，卖儿卖女，买草根树皮的事常有发生，区内移民就此生成。1939～1945年的灾情损失统计列表如下：

　　3、名目众多的苛捐杂税及人地矛盾的因素，使人民不堪重负。

　　就国民党统治区黄陵县某村来说，39年前全村共有32家人，有四五家不宽裕。到44年连新迁来的三家河南难民在内，留下的只廿八家了，现在一年只有三家可以将就够吃，其余的都变成了辛苦一年难吃一饱的贫户。而国民党当局不顾人民的死活，硬性向农民征收赋税，据可靠统计，全村种地千四百四十二亩，收麦(夏收及秋收折算)二百卅九石五，按百八十二口人计算每口平均不到石四;但今年出数、出麦、草料钱、人畜工钱等就共折卖百卅五石多，平均衇口人负担七斗四升六，仅剩下六斗多麦子。而敌战区的人民负担更是奇重，且花样繁多。

　　另外，边区内部出现移难民的原因与边区内部的“人地矛盾”有关。因为在边区境内，“有的地方是有地无人种”，“有的地方又是有人缺地种”，如果不把这种剩余的劳动力与剩余的土地结合起来，则边区农业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不可能的。如绥德分区人口512071人，仅有耕地1209702垧(每垧约三亩)。而在边区可耕地约有3000余万亩,分布在陇东、关中、延属、三边分区，却缺乏劳动力开垦。因此，为了要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必须开展边区的移民运动，在人多地少地区大量移出，在地多人少地区则大量吸收外来移难民，就成为边区经济建设上的一个问题了!于是边区采取措施进行边区内部的移民。在边区政府逐渐认识到移民问题是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后，颁布了奖励移民的政策，以及对移民的安置工作的部署，使得边去区内移民工作有序开展，合理地调剂了边区的劳动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