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事求是要满足三重要求：道德层面要求讲真话，这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讲真话必须勇于纠错，要有制度保证，落实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讲真话的责任;规范层面要求讲证据，就是用证据说话，这是甄别真理和谬误的规范和方法，讲证据具有过程性，人民群众的实践就是活生生的证据;事实层面要求重实践，尊重实践效果对人的批判，重实践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实践必须理解为持续的，是以生存发展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

　　一、道德层面：讲真话

　　讲真话是实事求是的应有之义。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唯物主义，而讲真话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人类认识具有社会性，个人的认识有赖社会提供的各种信息，只有在信息真实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党和国家对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如此，因此讲真话是其生命线，在真话的基础上，党和国家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讲真话也是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中庸》认为，“不诚无物”，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客观实在性，是世界的基本规律;思诚是尊重客观实在性，是意识的基本价值。

　　二、规范层面：讲证据

　　有些干部用说空话的方法来避免说错话，表面上空话都是真话，但是它缺乏证伪性，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本身就是一种错话。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方法只能是要求人们说话言之有物。人们往往声称自己讲的是真话，在意见相左时尤其是如此，但是到底是不是真话，要靠一定的规范，而不是靠“自认为”。此外，鼓励和保护人们讲真心话，必须宽容错话，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此，而必须努力甄别真理和谬误，为此，必须运用科学的规范和方法。这些规范和方法就是讲证据，或用证据说话。

　　三、事实层面：重实践

　　一般地讲，证据是客观事实。在文本研究中，文本作为研究对象，自身就是证据，但是文本世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清代方东树说：“言言有据，字字有考，只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驳杂，援据群籍，证佐数百千条，反之身己心行，推之民人家国，了无益处，徒使人狂惑失守，不得所用。然则虽实事求是，而乃虚之至者也。”[1]因此，文本作为证据具有合理性，但是文本研究本身具有局限性。对象性的客观事实作为证据，也有相对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2]这段话的完整意思是，自在之物的完结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完结之前，对它的认识依赖于主客体之间的交往，也就是实践。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作为复杂事物，现代史以来人类对它的认知与绝对真理绝不是一步之遥，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最终解体、中国社会主义经历的曲折探索、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基于以上理由，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注重人的实践。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又说，“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色，为此人们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讲的新唯物主义叫做实践唯物主义，而《实践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重实践作为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文本依据是邓小平对思想路线的表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3]实践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三十多年，对它的反思和深化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科学认识作为事实判断，有别于价值判断，但是不排除它的实践价值或对人的价值。没有任何自然事实和科学认识可以漂白价值性，因此本质直观与实践检验是并行不悖的。同理，价值判断不是主观任性，它与事实判断仅有论域的差别，当代哲学已经确认，二者不是陈述形式的差别，例如“它是一块表”，蕴含“应当”的意思，即“它应当有表的功能”，因而表面上是事实判断，实质上是价值判断。如果价值判断不以事实为基础，实践检验就没有必要，个人好恶就是最高标准。

　　“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难”，文化和制度因素无疑也是难的原因，但是实事求是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其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内涵必然具有丰富性、深刻性和体系性，把握其科学内涵和体系本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习近平同志说，“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如果不通过思考和研究，靠背诵口诀就可以掌握，实事求是也就算不上什么本领了!当然，难易是相对的，当我们承认实事求是也是一个问题，它将不再是一个问题，将要成为我们切实掌握的一项本领。

　　[1]方东树.汉学商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