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临洮中学 杨爱军 

　　关键词：陶渊明 晋宋易代 思想 忧国情怀

　　正如“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千多年以来，不同时期的人对陶渊明有不同的看法。自萧统评价他为“隐逸诗人之宗”以来，人们多关注他淡泊的一面。到了近代以来，部分学者注意到了陶渊明关注政治的一面。如鲁迅先生指出：“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本文拟从陶渊明处于易代之际的特殊阶段入手，对他的思想进行浅层次的探究。

　　一、认清时代，调整自己的思想和生活状态。

　　东晋是一个思想文化发展的复杂时期。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朝政黑暗动荡，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现象充斥官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陶渊明洁身自好，三次辞官，表现出嶙峋傲骨。在义熙十三年(四一七)，刘裕徵他为著作郎，他拒绝了徵召。《宋书》中说：“自以曾祖晋时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所著文章，皆期其年月，义熙以前，皆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书甲子而已。”。诗人的归隐，不仅是出于对田园生活的怀恋，而且由于对官场黑暗的不满。

　　东晋一朝，传统儒家经世济用、拼搏进取的精神内涵逐渐淡出，而玄学的不思进取、清谈误国占据主流，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现象充斥官场，诚如干宝所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背景下，陶渊明不媚俗，不盲从，恬淡自然，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思想态势。

　　首先，陶渊明对儒家的仁爱，特别是儒家所提倡的节操，是深为赞许的。他继承了“忧道不忧贫”的先师遗训，读书南窗，固穷自守。陶渊明深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陶渊明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身体力行，参加劳动实践。

　　其次在追求理想的人格，傲视世俗的卑污这一点上，他和道家、玄学相同;但在如何求得人生的解脱和自由上，他却采取了一种很为平凡的方法。陶渊明所追求的解脱不是别的，就是在日常的、看来是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在陶渊明看来是很快乐的事。“见树木交，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与子俨等赋》)。

　　二、关注社会，志士情怀

　　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这是一个黑暗动荡的时代，争名夺利、勾心斗角的现象充斥着官场，对陶渊明影响最强烈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作为一位名将后胄，而且自小浸淫于经世济用的文化传统中的诗人，对社会变化不可能漠然置之。

　　陶渊明对时事的关注主要表现在对刘裕篡权的看法上。公元416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刘裕率师北伐，消灭了后秦国。对刘的意图，作者是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对北伐胜利和羊长史入关称贺，他都表现得十分冷漠，只在序里淡淡地说了一句“衔使秦川”而在诗中又委婉地讽示友人，不要趋附权势，追求驷马高官。 “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别有深意。到关中去，说不定要经过商山，那正是汉代初年不趋附刘邦的绮、角等“四皓”(四个白首老人)的隐栖之地。全诗表现了陶渊明对时事的清醒认识。

　　如鲁迅先生所言：“陶集中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 。陶渊明对刘裕篡位弑帝的做法非常愤慨，在《述酒》一诗中用隐晦曲折的语言反映此事，“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表达了诗人对篡权丑行的极大愤慨，同时也表现出诗人不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的抗争精神。

　　正如阮籍所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赞赏英雄，是陶渊明在《咏荆轲》中表现的思想。全诗细致的叙述了荆轲挺身赴国难的过程，以“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作结，表现出“金刚怒目”之气。温汝能评曰:”荆轲刺秦不中,千古恨事。先生目击禅代，时具满腔热血，覌此篇可以知其志矣。”蒋薰评曰：“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既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话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学人之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主也亦无不可。”

　　2.现实中求之不得，托之于想象。

　　元熙二年六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的波澜。他从固有的儒家观念出发，产生了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恨。他虽“心远地自偏”，但“猛志固常在”，仍旧关心国家政事。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写情怀，塑造了一个与污浊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境界，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情趣。《桃花源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

　　总之，陶渊明在易代之际，不改变初志，淡泊明志，个别的感时伤事之作如吉光片羽，表现出他并非“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了解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陶诗的全貌。

　　参考书目：

　　1.杨勇《陶渊明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魏晋风度及其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6.《二十五史精华》，岳麓书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