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王鲁彦笔下的“陈四桥文化”

 

鞍山师范学院中文系 于宏伟

摘要  王鲁彦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秉承了鲁迅先生开启的乡土表现手法，在展现乡风民俗和挖掘人性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鲁彦以一种多面复杂的视角来表现故乡风俗，既有对陈腐民俗的批判，也有对美好习俗的赞美，同时也不乏对流传潜伏的地方风俗的客观再现，进而形成了他笔下独到的“陈四桥文化”。

关键词  王鲁彦 乡土小说 民俗 地方文化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民俗一旦形成，就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是民众习得、传承和积累文化创造成果的一种重要方式。”^[1]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都以它独特鲜明的地方风俗，展示其与众不同的风貌，从而在丰富瑰丽的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劳伦斯所说，“每一大洲都有它自己伟大的乡土精神。每个民族都有被凝聚在叫做故乡、故土的某个特定地区。地球上的不同地方都洋溢着不同的生气，有着不同的震波、不同的化合蒸发、不同星辰的不同吸引力——随你怎么叫它都行。然而乡土精神是个伟大的现实。”^[2]在文学领域中，正是那些带有浓郁地方风情、风俗的作品，以其独到鲜明的地方色彩，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者，从而成为不朽的经典。

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开拓者，鲁迅的乡土小说就洋溢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在他的影响和号召下，现代文学的乡土作家们，纷纷用他们手中的笔为我们勾勒出了形形色色的乡风民俗画。描写各地奇异的风俗，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作家们有目共睹的艺术创作实绩，我们由蹇先艾那里得知贵州处置偷窃者的办法是水葬(《水葬》)，又从许杰那里见识了环溪村人穷困无路的典妻行为(《赌徒吉顺》)。

在这些以描绘故乡风土人情见长的乡土流派里，作为一个中坚作家，王鲁彦不是一味地钟情于对当地独特风俗的简单描绘，而有着自己的情感立场。他的作品多是对造成悲剧的陈腐民俗的批判，当然，也有对民间流传下来到的美好习俗的赞美，同时，还有对一些风俗不含感情色彩的客观再现。他的创作除了表现与其他乡土作家相同的主题以外，又有着更为独特的视角和对人性更深层次的开掘。

鲁彦的《岔路》开篇将袁家村、吴家村置于无边恐怖的灾难当中，鼠疫肆虐横行，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所有的办法都无法阻止瘟疫的蔓延，于是袁、吴两村就按照古老风俗，将生的希望寄托在“神”的身上。鲁彦十分生动地描绘了这场关乎两村人性命的请关帝爷出巡的场面：“为头的是大旗，号角，鞭炮，香亭，彩担，锣鼓，旗帜，花篮，乐队，随后又是各色的旗帜，彩担，松柏扎成的龙虎和各种动物，锣鼓，鞭炮，香亭，各种各样草扎的人，木牌，灯笼……随后捧着香的吴大毕，袁筱头，关爷的神轿……二三十个打扮着各色人物骑马的童男，百余个新旧古装的骑骡马的童女……队伍在山谷和大道上蜿蜒着，呼号着，炮声鼓声震撼着两旁的树木，烟雾像龙蛇似的跟着队伍一路行进。”好一派声势浩大的请神礼，然而鲁彦并没有让这场耗费了无数人力、财力、物力的行动拯救两村人的性命，而是由此引出了更大的灾祸——械斗。

先抬关帝爷去哪村是个关乎宗族名誉的问题，为此袁、吴两村大动干戈，反目成仇。作者将械斗的场面写得有声有色，“尖锐的哨子声接二连三的响了。打骂声，呼号声，到处回答着。队伍完全紊乱了。扁担，木杠，旗子，石头，全成了武器。年轻的从后面往前冲，年老的和妇女们往后退，连路旁的看客们也慌张地跑了开去，有的打破了头，有的踏伤了脚，有的撕破了衣，有的挤倒在地上……山谷，森林，空气，道路，全呼号着，战栗着……鲜红的血在到处喷洒……”，最终“仇恨毁灭了生的希望”。这是多么愚昧无知的一群，人为的灾祸比鼠疫更加可怕，他们的封建迷信行为原本就已经非常令人痛心，而为了所谓宗族规矩和面子，厮杀流血，岂不是更加可悲可怖了吗？作者在看似冷静的叙述里，满含着对这些无知民众麻木灵魂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彦把农村中广泛存在的封建宗法思想与传统的愚昧落后的意识，看作是套在农民身上的精神枷锁，鞭挞了农民灵魂深处负载了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观念对人的荼毒。与此相同，许杰的《惨雾》也记述了一场血肉横飞的械斗。在《漂浮·自序》里，他将创作的意图讲的很明白：“实在说一句，因为现在的大多数的‘两脚动物’，还没有觉悟到是沉浮在灰色的人生中，听大力的命运的支配而受苦呢！这便是无灵魂的人生。”要画出国民“无灵魂”的生存状态来，这几乎是所有乡土文学作家们共同致力的方向，在鲁迅先生那里，我们能够找到这种创作方向的源头。鲁迅先生自称他进行创作的目的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3]，他是带着暴露和拯救的双重使命进行创作的。他为我们展示了一档延续了几千年的吃人筵席，人们生活于其中，充当着吃人和被吃的角色而全然不知，他塑造了阿Q、祥林嫂等一系列不幸又不争的民众形象，暴露了他们的愚昧麻木，进而揭示了深藏在中华民族骨髓中的陈疾垢病。虽然鲁彦的作品在这个层面还不够厚重，不够成熟，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他也用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一部“陈四桥”乡民的精神图谱，那就是几千年封建迷信的落后思想束缚下的麻木与无知，对此，王鲁彦毫不留情地予以了否定和鞭挞。

除了对这类带有破坏性的风俗进行批判以外，鲁彦也丝毫不掩饰他对故乡美好习俗的赞赏。在他唯一的长篇《愤怒的乡村》中，就有对劳动人民农闲时节“捉大阵”的欢快场面的描写。“这是每年夏季的惯例”，由一些水性好的人组成一个团体下河捉鱼，随后来公摊他们的成果，这是一个纯粹公益的活动，“除了快乐一阵捉几条鱼饱饱个人的口福以外，没有经济的条件”。所有的人都加入到这场盛会当中来了，“大家都只穿了一条短裤，背上挂着鱼篓，背着各色各样的大大小小的网走了出来，一些十二岁以内的孩子甚至脱得赤裸裸的也准备下水了。两岸上站满了男女老少看热闹的人。连最忙碌的农民们也时时停顿着工作，欣羡地往河里望着。”鲁彦不惜用了大量的笔墨为我们记录了这个活动的每一个细节，河里的人怎样分工，怎样下网，怎样将活蹦乱跳的鱼儿一条不漏的捉出来。这个过程中，华生最为出彩，他不时玩出新的花样，像水獭一样在河底浮游自如，活泼而迅速，他捉出的鱼又多又大，博得了大家一阵阵的掌声与喝彩。且看这次捉大阵的最高潮：“华生从很深的水底钻出来了：他的嘴里倒咬着一条红色的三斤重的鲤鱼，右手高举着一条同样大小的鲤鱼；他摆动着身子，笔直的把上身露了出来，水到了他的腰间，他的左肋下紧紧地夹着另一条大小相同的鲤鱼。水里的和岸上的叫喊声以及掌声轰天振地的响了。但他把这三条鱼儿一一掷到岸边的滩上以后，左手又拖出来一条大鲤鱼：它是那么的肥大，像一个四五个月的婴孩。华生的整个左手插进了鱼鳃，它的尾巴猛烈的拍着水面，激起了丈把高的浪花。‘啊呀天呀！’岸上的人和水里的人全骇住了。这样喊了以后就忽然沉默了下来。许久许久，等到华生把它拖上岸边以后，叫喊和鼓掌声才又突然响了起来，仿佛山崩地塌似的。”

虽然作为一个作者最初想将其塑造成革命者的华生，他的形象还显得稚嫩、单薄，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是作为一个劳动者华生，却处处透着勤劳能干、生龙活虎和技艺超群的劳动本色，因而成了人们争相传颂的英雄。“捉大阵”的习俗中包含着人们对力与美的追求，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辛勤的劳动本质的由衷赞美。这是一首唱给劳动者的赞歌，对此，鲁彦是以欢畅之笔出之的。

 

对于镇海故乡风俗的展示，还有一类鲁彦既无批判也没有肯定，而是本照生活的客观再现，这类以《菊英的出嫁》最为有代表性。提到以描绘地方风俗展示民俗色彩见长的乡土作家，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王鲁彦，而提到王鲁彦，自然就不能绕过他那篇脍炙人口的名作《菊英的出嫁》。这部小说记述了浙东奇异的“冥婚”风俗，即未婚男女死后到达一定的年龄也要举办婚礼，使他们结为鬼亲，以此来安抚地下的亡魂，同时也为生者带来了心理上的安慰。鲁彦为我们详细生动地录写了冥婚的礼俗，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这个带有明显的迷信性质的风俗寄寓在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当中，使我们并不觉得冥婚是多么的可怕可憎可恶的事情。

杨义在提到这篇文章时这样说：“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写一个富商之家非常郑重、非常排场地为死去十年的女儿举行冥婚，这种基于人死灵魂犹存的原始信仰的落后习俗，是古已有之的……王鲁彦写冥婚，既揭露宗法制农村的愚昧和落后，也批判了在一般农家生者尚且婚娶艰难之时，富人却以金银绫罗、陪嫁良田去为死人办婚事的荒唐至极的奢侈。”^[4]这样的评判未免有失偏颇，首先，菊英的父亲在外做工，母亲则省吃俭用，甚至给人家“做粗做细”来维持着家庭，菊英家的生活或许比“一般农家”强一些，但顶多算个中产家庭，“富人”的档次是绝对够不上的。其次，冥婚作为一种流传已久的地方风俗，它所覆盖的是一个地区，无论贫富。“人家女儿多的，也须东挪西扯的弄一点钱来尽力的把她们一个一个，热热闹闹阔阔绰绰的嫁出去”，鲁彦在这里说的很明白，他的故乡对婚嫁之事是非常重视的，人家女儿多的尚且如此，何况菊英的母亲只有这样一个女儿。在整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菊英的体贴懂事，菊英娘的朴素勤俭，以及母女二人相依为命的无比亲近无比温暖的情感，“菊英是娘所最爱的心肝”，为了女儿的幸福，菊英娘不顾身体有恙，东奔西跑地要为女儿找一个如意郎君，办一次体面的婚礼，从一个中年丧女、孤苦无依的母亲的角度来看，她要为自己心爱的女儿办场称心的婚礼，这样的眷眷之情实在让人同情而至于下泪的，又怎么会想到去指责去批判呢？鲁彦赋予一个落后习俗以这样感人的表现形式，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他技巧的高妙之处。

 

 

对于地方风俗的摹写，不但拓展了文学创作的空间，而且为我们认知社会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径，使得我们能够透过表象，认识到隐藏在风俗习惯背后的真实存在，这种表达具有极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王鲁彦虽然与同时代的诸多乡土作家在乡风民俗方面有共同的追求，但是，他在以故乡本土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又进行别开生面的探究，揭示出了隐藏在故乡村民意识深处的根性。

 

[1]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页．

[2] 劳伦斯．乡土精神．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上)[C]．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页．

[3]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6页．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杨义文存(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