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罡[1]闺秀    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大量居民因生活所迫或商业利诱等原因频频远赴东南亚（旧称南洋）谋生，平民多成为契约华工，从事各种苦力劳动，为开发南洋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商民则成为南洋资本家和商贩，促进了南洋市场经济的繁荣。随着契约华工期满后滞留南洋和南洋华商的定居，南洋华侨社区不断扩展，二代侨民也成批涌现。为了发扬和保持中华人民的民族特性，保存中国语言文字的实用性，防止子孙后裔因缺失中国传统文化而被当地民族完全同化，南洋华侨决定仿照中国国内的教育模式，创办了私塾、学校、学社等传统教育机构对二代侨民实施华文教育。旧式传统华文教育因循守旧，反而促使当地华侨华人保持了传统的民族特性，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华侨华人社会。

关键词：南洋　华侨教育　民族性　中国

据考证，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中国人移居南洋。中外学者一致认为10世纪时就有一批中国人定居在南洋。但中国居民开始大批奔赴南洋，并在南洋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华人社区应是在宋朝时。宋朝时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发达，海上交通远胜于唐朝，南洋与中国的海上贸易活动更加频繁。当时中国人下南洋乘坐的是帆船，主要依靠季风的作用实现负重远航，如果因事耽搁，错过了季风时节，只好等以来年再返回中国。因而，一些商民不得不留居南洋，甚至娶妻生子，成为今天意义上的华侨，时称之为“住蕃”。至元明两朝（1271－1644），中国的海上贸易和交通工具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因商贸关系移居南洋者就更多了。华侨由上遍布于南洋各地，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集中居住区，即华侨“新村”。从南洋方面看，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势力开始入侵南洋。为了掠夺南洋丰富的资源，西方殖民者需要大批廉价的劳动力，由此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许多居民被诱往南洋。特别是明末清初，大批中国人因避战乱流亡到南洋，促使南洋华人社区有了很大的增加。但是清政府厉行海禁，鸦片战争前，逃亡到南洋的中国人为数不多。以爪哇为例，据1739年调查，当时华人聚居最集中的巴达维亚华侨也只不过才有14960人。[2]直到1814年荷兰从英国收回印尼属地以后，锐意开发爪哇岛，爪哇岛的华侨人口才开始增加。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口岸，华侨华人才真正开始大批地移入南洋。当时进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出于良好的谋生愿望，自愿飘洋过海投靠亲友以谋求自身经济条件改善的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商民，他们多数在国内受过一定的旧式教育，对祖国文化有着较深的认知和感情；另一种是被迫背井离乡，或是被诱骗到南洋的契约华工。他们多数是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内陆贫民和手工业者，文化程度较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口口相传或耳濡目染的原始方式，他们对故土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二者赴南洋的渠道是不同的，前者是以散客形式陆续地抵达，后者是被“掮客”[3]以批量的形式集中转运后登陆到南洋各埠。英国自占领槟榔屿与新加坡时起，就已进行了从中国直接输入契约华工开发殖民地的尝试，并使槟榔屿和新加坡成为向其属地和非洲、美洲、澳大利亚等转运华工的基地和中心。19世纪5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中，华工出国每年平均为6400人，而在以后的25年中，每年平均达51200人，70年代中期，一年之中，出国华工达50万之巨。[4]在1895至1927年的32年间，进入马来亚半岛的华人达到600万以上。[5]从1881年到1930年华人到达海峡殖民地的猪仔共达830万次，其中70%是猪仔，50年中到达海峡殖民地的猪仔近600万人。[6]到达海峡殖民地的猪仔多在新加坡或槟榔屿登岸，然后运到其他各地。

到达南洋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华人尽管有着很大的文化背景差异，却因为相同的大环境（身在异乡为异客）而逐渐产生了共通的乡土情结。前者由于受同乡或亲友的提协，在生意或事业上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或是因为生意越做越大，频繁往来于南洋与中国沿海之间，因而短期内不想返回故国，在南洋有了固定的居所和商铺。华工直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才真正解除契约。获得自由后的华工往往被如剥削得一无所有，大部分华工苦于没有路费以及经受不住挫败感的折磨，选择留在南洋继续谋生，他们的职业因为自由选择也开始发生了分化，有的进入当地种植园为农，有的进入矿区和开发区继续为工，有的则以微薄的积蓄迈入商界，但华工们共同的原始愿望是有些积蓄后再衣锦荣归。随着滞留海外时间的延长，两类不同移民类型的华人华侨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因为当地社会的文化排斥致使远赴南洋的华人逐渐形成了聚居区，并相互通婚产生了二代侨民。

随着二代侨民的出现，华人社区也变得越来越大。人口的增多使华人的分工逐渐细化，新工种不断出现。这就使华人社会不得不重视起新工人的技术培训问题和二代侨民的文化启蒙等问题。此外，随着华人华侨社区的扩展，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日益困扰着华侨：华侨多数是以地域、族缘或语言为界而结成帮派，互不统属，甚至为了一些自身的利益而互相攻击，华侨们的乡土观念、家族观念要远远高于民族和国家范畴。华侨之间的分裂是造成华侨的社会地位低下，生产生活毫无法律法规的保护，且时常受到当地地痞流氓的欺压和凌辱的主要原因。随着革命进步人士的多重文化宣传和南洋华侨社会公共事业的发展，华侨们渐渐意识到只有维系社区的中华民族的本位特征，增加华侨之间的团结，才能在异族文化的包围中求得一席立足之地，在异域社会之中凸显出华人社区独立存在的重要价值，进而提高华侨华人社会的总体社会地位，同时也能加强与祖籍国之间的文化和商业联系。而维系中华民族特性和共性的重中之重就是建立直接快捷的专业的教育形式，积极发展华侨教育，学习和传播中华民族语言文化和传统文化，才能保证华人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加强华侨华人与祖国或祖籍国之间的商业文化往来，改善和提高华侨华人的生活质量。

但是，海外华侨对待祖国或祖籍国的态度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是极度眷恋，始终拒绝接受居住地异邦文化的侵袭；有的则对祖国的关注模棱两可，更注重现实生活；有的则是背弃了祖国或祖籍国的文化，完全被居住国所同化。一般说来，南洋华侨华人按其对祖国的态度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程度可大致分为以下三类：1.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些华侨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情感定位，渴望在别国出生的后代能得到中国国籍的认同，总体上拒绝与居住国政府合作；2.接受了居住国国籍，与当地政府协作的华人，但是他们希望能继续保持强烈的中国文化和物质生活传统，希望能在居住国为华人获得和维系与其他民族和种族同等的权利（早期华人移民）；3.那些把自己的身份和利益完全认同为居住国国民的华裔（多与当地妇女进行婚配的二、三代华裔，印尼）。最后一种人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并不多见，但是在印国、缅甸和泰国较普遍。[7]由此可见，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等地的华侨还是具有很高的民族觉悟和爱国情怀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要维系华侨社会的民族性，华文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一般说来，成熟的华人社会应以存在华人社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刊为基本标志。华文教育是海外华人社会族裔自觉和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是华人社会的文化基石和精神支柱，也是海外华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早期南洋华侨教育的主体即是华文教育，教学内容完全照搬于中国传统儒学的蒙学教材，主要是《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属纯粹的华文教育，但它其文体僵化晦涩，并不能成为当时华人社会的重要标志，且缺乏华文报刊的舆论支持和华人社团的经济支援，这就意味着当时的华人社会并不完善和规范。当蒙学性质的私塾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义学和书院的时候，旧式华侨教育的内容亦未发生质的改变，无外乎是儒学经典的继续推进，四书五经之外只是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中国传统算数，《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还有一些尺牍等理科实用技能。但是，这一时期华侨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能所有提高。具体说来，受教育人数有了很大的增加，教育的主体和客体的知识水平都有所提高，华人社团对华侨教育的扶持力度大大加强。此时华侨教育已经演变成了一个联系华人社团、中国传统文化和华侨民族情感的纽带。虽然华侨教育的模式仍然停留模仿和重复的层面上，但其所传播的文化内容和产生的社会效果已经起到了维系华侨社会稳定发展的作用。早期的华侨教育是纯粹的华文教育，正因为完全的照搬或模仿中国国内的教育反而强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力度，在维系华人社团、组建华人社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而华人社团的形成，是使华人社会保持相对独立的民族属性，并能使之较好地以独立的少数民族社会群体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反过来，华人社会团体与居住地主流社会的融合直接推动了华人社会团体的和谐发展，同时进一步促进了华文教育的发展，从而使华人社团的民族性得到了公众认可和集体维系。

然而，早期华侨教育的民族性停留在社团的范围之内，从中华民族的大方向看是狭隘的和自私的。早期的华人社团多是自发性质的，其形成的依据是地缘和血缘关系等社会关系的自然维系。19世纪初期至中后期移入南洋的华侨，是成批成伙地到达南洋地区的，为了更好地生存互助，他们自动地按照地缘、族缘和语缘等联系组合成了不同的团体和帮派，甚至还有一些按职业、信念组成的秘密会社和公开社团。各个团体之间互不统属，互不往来，致使华侨虽然在总体上聚居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但是帮派林立，各自为政，福建帮、广东帮等界限分明，甚至为了蝇头小利而互相攻讦，斗争不断。早期的私塾、义学和书院也都带着浓厚的帮派色彩，互不招收对方的子弟，同时普遍采用方言进行教学，华侨的宗族、乡土观念远胜于共同的中华民族的集体观念。1861年的新加坡萃英书院的碑文刻下了办学宗旨：“新加坡自开创以来，土俗民风虽英酋之管辖，而懋迁有无实唐人之奇旅，迄于今越四十有年矣。山川钟灵，文物华美，我闽省之人，生于斯聚于斯，亦实繁有徒矣，苟不教之以学，则圣域贤关之正途，何由知所向往乎。”[8]可见当时闽侨所设的萃英书院，虽为义学，却也只向闽侨子弟敞开，这是早期华侨教育的民族性缺失的原因之一。

中国政府对待华侨的苛刻态度也对华侨民族性的丧失起到推波助澜作用。明清以前的中国政府，历行海禁政策，对于海外的侨民，既不加以保护扶植，也不准其回国。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规定“凡官员、兵民私自出海贸易，及迁海岛居住、耕种者，均以通贼罪论处斩。”[9]雍正五年(1727年)“开海贸易”后，对商民出国侨居仍视为“自弃王化，不安本分”的反叛行为，设重重刑罚以行禁绝之例。至康熙朝，海禁政策依然严厉，“久居海外者，该督行文外国，解回正法。”[10]雍正朝再申康熙禁令，至乾隆时期，稍有松动，但规定“如在番回籍之人，查有捏混顶冒显非善良者，充发烟瘴地方。至定例之后，仍有托故不归，复偷渡私回者，一经拿获，即行请旨正法”。[11]乾隆五年(1740年)吧城华侨为荷人所屠杀者万余人，流血所被，河水为赤，即所谓红河之役是也。事后，荷人遣使至中国告罪。[12]清政府对于荷兰、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在国外屠杀华侨的暴行充耳不闻，认为华侨是“孽由自取”。明清政府对海外华侨的排斥和压迫，致使其成为无本之木，沦落异邦的无籍之民。因而海外侨民对祖国的概念是模糊的，甚至是伤心绝望的，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南洋华侨社团缺乏民族感，并不表示他们原始的中华民族的共性完全丧失。实际上，多数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主义情感是处于一种理想状态，他们和所有中国人一样，也盼望祖国强大，盼望祖国能改变对他们的态度，为他们主事，设立领事馆关心并保护自己。从另一个层面上讲，民族主义者对南洋社会的进步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是拥有民族主义情感的华人，他们也并不想在中国之外创造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只是希望自己身在海外时，能以一个强国侨民的身份参与到侨居地社会中，能够获得平等而正当的对待，能对自己的事业有所裨益，从根本上讲，他们对祖籍国或祖国的政治前途并没有太多兴趣，只是民族主义能使具有共同族源的华侨群体打破地方分裂态势，以一种团结友爱的博大襟怀共同谋求海外华侨社会的进步。也就是说，海外华人民族主义者并非是一种土生土长的民族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一种当代华人民族主义者的延伸。[13]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清政府对海外华侨态度的逐年改善以及革命党人对中华民族性的宣传和强化，使先进的南洋教育工作者和华商的民族觉悟日益觉醒。可以说，南洋华侨社会牢固的宗派制度对于维系狭隘的民族性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一直奉行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学观，华侨教育正是起到了这种有益于民族团结和爱国情怀的儒家思想的传播。华侨对家庭和族系的忠诚构成了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要素。除却家庭因素和族源因素外，海外华人更为关注的是其出生地，他们通过对家乡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等方面的支持来表达他们对故乡的眷恋和热爱。如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早在1894年就在家乡集美捐资创建了“惕斋”学塾。[14]大量的侨汇促进了家乡的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改变清政府华侨政策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有了对家庭和故土的忠诚和热爱，才构成了南洋华侨后来浓厚的爱国主义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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