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选修苏教版唐诗宋词的时候，我们学习了“韩柳”的诗篇，了解到柳宗元不仅是擅长吟咏山水自然景物的杰出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在柳宗元的诸多文学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教育理念，他所提出的“文以明道”、“交以为师”、“顺天致性”、“博采众长”等一系列重要的教育主张至今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柳宗元  教育思想  影响

 

  一、柳宗元的教育思想

   唐朝中期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并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创作思想和文学方面的主张。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韩愈，韩愈主张“文以载道”的思想，强调文章的内容必须为现实服务。柳宗元十分支持韩愈所提出的“文以载道”的主张。他说“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1]此外他还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2]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写文章的最终目的是要阐明道理和为现实服务的。不要片面追求形式、文采、音节上的完美。柳宗元所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应该重于艺术形式的，也就是他提倡的“文以明道”的思想。柳宗元这一主张同时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从事教育一系列的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明“道”。他所提出的“道” 主要指的是他本人一直所推崇的“尧舜、孔子之道”，所以他主张用儒家经典学说去教育学生，学生只有完全领悟了儒家的经典和精华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明“道”，这个“道”不仅仅限制在儒家经典范围内，它还包括诸子之说，甚至还可以包括佛学方面的学说。他指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捂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不以佐世”。[3]“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佛，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4]。他认为只有能“当”于“生人之意”的东西才算是“道”。因此他说：“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吾道之尽而人化矣”。[5]这里的“道”主要指的是以“生人”为对象的“救世之道”。这里的“生人”也就是指的是普天之下的民众，要求不要忘记民众的苦难，要做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这也是柳宗元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目的所在，

   从师求学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优良美德之一。可是唐代中期出现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在当时那种社会风气下人们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老师的概念。倘若有人提及“老师”两个字的话便会讥讽那个人，认为那个人是狂人。柳宗元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2]柳宗元对当时这种“耻于相师”的情形极为不满，并且感到痛心。而他认为建立从师求学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从师学习就很难促使自己知识的增长和道性的完善。因此，他十分支持韩愈当时所提出的“师道论”。他说“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2]柳宗元认为他是一个被贬官的人，他不愿意任师，但拒绝师生关系仅仅是表面现象，并不是将那些真正好学而登门请教的学生拒之门外。根据史料记载：“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者皆有法。”[6]他为了掩饰自己的老师的身份，而去主张“交以为师”的思想。他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嗔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7]可以看出他仅仅是不愿意接受形式上的师生间关系，不接受尊师之礼。假如有人和他共同探讨学术方面的内容，他不会不去理会的。他认为放下老师和弟子的虚名，真正保持着师友关系，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在这里他的“交以为师”是以师为友，把师生关系变成朋友关系，强调以师为友，相互学习，双方以诚相待。充分肯定在学校教育外所形成的师生关系。并强调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的教育活动，都要以学生为中心，顺应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根据学生具体情况来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长安西乡有这么一位以种树为生的驼背老人，他叫郭橐驼，事实上他可是一位农艺专家。由于他能够掌握树木生长的规律，因而经过他种植或移植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长势很好，长的又高大又茂盛，结的果实又早又多。于是有许多人偷学和模仿他的种树方法，可是那些偷学的人怎么也比不上他种的树好。后来有人去问他种树有什么秘方，他说：“我没有什么使树木活的长久和茂盛的方法，只不过是顺着树木生长发育的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发展而已。树木要让它舒展，培土要让它均匀。种好了以后，不要去动它，不要为它而担心，可以走开不管。总之，在种的时候要像哺育子女一样地的小心，种好后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它，那样就能让它顺应自然生长的规律而按照自己的本性生长了。”[8]其实，这个故事柳宗元借树木来比喻人，蕴涵着一种育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特别适合儿童教育，包含着对儿童教育的管理、原则、方法和对儿童教育应该以“儿童”为中心等等。因此，对于儿童教育要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进行教育，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人为的以牺牲儿童的身心健康为代价去教育。否则，不但达不到教育的目的，还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根据儿童的自身的身心发展状况和年龄与心理特征按照规律去教育，即“顺天致性”的育人方法。拔苗助长、“填压”式的思想是要不得的。他的这种“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儿童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柳宗元提倡要广泛阅读大量的书籍，通过学习、学习、再学习，也就是进行广泛的学习，即要“博采众长”。他指出：“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以《离骚》以致其幽，参之以《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2]在柳宗元看来博览群书不是没有次序的，是讲究一定的方法的，他认为首先要读《五经》，之后再去读《论语》及《孟子》，然后再去阅读诸子经典和其他重要的历史典籍。他说：“其外者当先读五经”。[9]在他看来这些儒家经典著作反映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信”的思想，它是作为人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同时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前提。同时学习这些内容和诸子学说，从中吸取当中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来完善自己的学说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柳宗元把诸子经典和百家学说来作为教育内容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强烈反对盲目崇拜的思想，他说：“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10]，主张“博采众长”形成自己特有的学术思想，积极推崇韩愈的文学著作，肯定韩愈能把学习和长期学习所总结的方法结合起来。他极力要求他的学生一定要博览群书，在学习中养成独立思考的好习惯，形成自身独特的学习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