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姚秀荣(1990-11-26)女 汉族 安徽省蚌埠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英国文学

　　单位：山西大学，邮编：030006

　　关键词：A.S. 拜厄特;《占有》;阐释;文学批评

　　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A.S. 拜厄特(A.S. Byatt)是当今文学评论界的权威人物，在当今文学界颇具影响力。在拜厄特作品中，《占有》记述了一所英国大学英语系学者的生存方式和学术生产方式，在评论界备受关注，于1990年荣膺英国最高小说奖“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同年又夺得爱尔兰“国际小说奖”(Irish International Fiction Prize)，就连拜厄特本人都自信地谈论到：“我知道人们会喜欢它。这是我创作的唯一旨在让人们喜欢的作品”(Stout 1991:4)。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于拜厄特《占有》这部小说的关注多从体裁、叙事、意象分析以及女性观等角度研究。而本文通过剖析小说家在小说《占有》中对于维多利亚历史的重构过程，深入探讨拜厄特的文学批评思想及其历史阐释观。

　　小说《占有》由两个对比性结构组成：一个是当代与过去的对比，即当代学者试图对过去建立解读关系;另一个是当代学者虚假建构的“过去”与小说家虚构的“真实”“过去”的对比。两个对比性结构在小说中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相互关照，并行不悖。第一个层面的对比结构是当代与维多利亚时代的对比，小说通过当代英美学者重构维多利亚历史的尝试与失败来展开。英国学者阵营中最为突出的当属以布莱克埃德教授为首的“阿什工厂”。为撰写诗人阿什的传记，布莱克埃德领导阿什研究中心，以实证研究为导向，不遗余力地收集关于阿什与其妻子艾伦的一切物质资料，包括阿什的诗歌与个人生活资料。美国学者克罗伯也是一位狂热的历史占有者，他企图仰仗雄厚的财力，占有阿什生活中的一切物件，如阿什的手表、拐杖等。不仅如此，在美国发生的多起名作家遗物被盗案件，据说都与他有关。所谓的学术“权威”，不过是个蹩脚的沽名钓誉的收藏家罢了。小说中并不缺乏这种对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并无裨益的“学术”活动的描述与强调，其实，小说中多次将布莱克埃德教授的阿什研究项目称为“阿什工厂”，作者的态度已是有目共睹了。试图通过这种学术研究方法来再现历史，重构过去，只能沦为历史的奴仆，为历史所占有。小说另一个层面的对比结构是当代学者虚假建构的“过去”与小说家虚构的“真实”“过去”的对比。小说家具有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小说中通过信件、日记、诗歌等驳杂不一的媒介间接地塑造人物、虚构“真实的”历史故事。正是通过这些间接叙事媒介，小说家试图让我们回归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向读者展现真实的维多利亚故事，将真正的维多利亚故人带到读者的面前。而这些历史文本所惯用的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具有直接性和及时性，第一人称容易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申丹，1998：331)。正如拜厄特自己所言，“根据维多利亚时代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按照维多利亚的次序，在维多利亚的语境下写作维多利亚的文字，是我所能想到的表明我们能听到维多利亚故人的唯一方法”(Byatt，2000:47)。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当代英美文学界学者们虚假构建的“伪过去”、“伪历史”。当代英美学者们试图通过维多利亚故人留下的只言片语去重构过去，再现历史，得到的多是虚假与歪曲。他们的阐释和解读到最后都被证明其实是不可信的。这恰好印证了拜厄特关于历史认知的态度：“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叙事性文本是人们认识过去的唯一途径，而这种途径就其本质而言是虚构的，是不可能准确忠实记录历史的。”(朱刚，2006:383)。通过小说中各个流派对于历史的阐释，传递着小说家对于历史编撰学真实性的质疑与其功利性的鞭笞。

　　对于当代学术界的思考，小说家拜厄特利用小说这种文本创作活动来讲述真实，实现了从学者身份到作者身份的转型，她将自身的学术敏感与理论自觉融入到小说当中，用小说来表达自身对于当代学术界的反思以及对于艺术、历史的思考。她用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的理论自省：“后结构主义者和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叙事性文本是人们认识过去的唯一途径，而这种途径就其本质而言是虚构的，是不可能准确忠实记录历史的。”(朱刚，2006:383)。蒙特罗斯强调“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Wolfreys，2006：56)，即所有的文本都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而人们认识过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叙事文本，但叙事文本从本质上而言是诗性的、虚构的，因而就重现历史真实而言是不足信的。通过对历史叙事的解读来获得历史真相是不可取的，叙事本身即具有主观性，试图通过对主观叙事的阐释来获得真相，而历史真相早已离我们远去了。作者赞扬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自然感知能力，而非当代学者利用各种理论来认知世界的方式。“在寻求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主人公罗兰和莫德不得不采取各种理论来重新思考他们的批评模式，但最后他们认识到只靠理论是不可能奏效的。对他们的重新教育达到了情感的层次，而这种教育在于逸于理论之外的东西——欲望、情感和直觉。”(Lunden，1999：92)当代学者被理论所格式化，用理论赋予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来重构历史，对待生活，成为理论的代言人，异化为理论的机器。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有血有肉、鲜活的生命，他们直接感知自然，具有解读宇宙的使命感，真诚对待自己和他人。在小说的结尾，莫德和罗兰意识到当代学者过于理论化的问题，努力地想回归自然，回到本真，“罗兰和莫德从被禁锢的只关注自身的学者转变成为情感丰富的个体，他们通过自己的直觉和诗性本能认识了过去。”(Janik，1995)这也体现了小说家拜厄特对于当代人的希望与寄托:有了这样的转变之后，才使得人们在认知过去上又近了一步，生活也更加鲜活起来。

　　Works Cited:

　　[1]Lunden, Bo. (Re) educating the Reader: Fictional Critiques of Poststructuralism in Banville’s Dr Copernicus, Coetzee’s Foe, and Byatt’s Possession. Goteborg: ACTC Universitis Gothoburgensis, 1999:92.

　　[2]Stout, Mira. What Possessed A.S. Byatt? [N].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991(26 May):14.

　　[3] Wolfreys.Julian, Ed. Introducing Literary Theories: A Guide and Glossary[M]. Qingdao: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2006:56.

　　[4]拜厄特 A.S.,隐之书[M].于冬梅、宋瑛堂，译.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257.

　　[5]申丹，《叙事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31.

　　[6]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