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发凡》对比喻是这样阐述的：“要用譬喻，约有两个条件必须留神，第一，譬喻与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类似;第二，譬喻与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在整体上又必须极其不相同。”这段话精辟地揭示了比喻必不可少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本、喻体两个事物间有某种“形似”或“神似”;第二条，要求这两个事物间很不相同。由于“极其不相同”是一个表程度的模糊概念，其内涵有较大的弹性，这就给学习者带来了不同的理解，给判别某些句子是否是比喻句带来了麻烦。

　　如《三国演义》中有句话：“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有人说这是类比而不是比喻。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首先“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与刘备得孔明这两个事物具有相似点，以一事物来说明另一事物，是在打比方，它符合比喻的第一个条件。其次，这两个事物是不同类，而区别类比与比喻的关键什么是同类，区别类的标准是什么，这就很难界定了。从作用上来说，刘备得孔明与周得吕望，汉得张良，都意味着所得之物对得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可以被看作是同类。但是，从事物本质属性上来看，它们是“极不相同的”两个事物，姑且不讲时代、环境极不相同，就“刘备”与“周”“汉”，“孔明”与“吕望”“张良”都有极不相同的个体特征。完全可以认定它就是一个比喻句。第三，从用句的目的来看。《现代汉语词典》对类比作了这样的阐述：“是一种推理方法，根据两种事物在某些特征上的相似，做出它们在其它特征上也可能相似的结论。类比推理是一种或然性的推理，其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实践证明。”这段话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类比”的目的是为了推理。而运用“比喻”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得形象、直观、生动。这再一次肯定了刘备得孔明，“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是一个比喻句。据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使用语言的目的上非常容易地判别一句话是类比句还是比喻句。例如：“上排牙齿如同下排牙”。这个句子是用来推理比较的，显然这不是一个比喻句。

　　那么，到底如何看待是类比还是比喻的问题呢?这还得联系具体的问题来看。有这样一个句子：“我真喜欢这个地方，正像喜欢电脑一样。”通过刚才对“比喻”意义的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了。比喻的本体和喻体无论是同类还是不同类的事物，都必须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但这两个事物又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我喜欢这个地方”和“我喜欢电脑”，是两个非同类事物，又不具有相同属性。“这个地方”与“电脑”都有使我喜欢这一极其相似之处，所以它应该是比喻句。

　　再举一例：“人病见鬼，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也。伯乐庖丁所见非马与牛，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王充《订鬼》)

　　句中将“人病见鬼”与“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相类比，用以证明“病者所见非鬼”的观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由于神志高度凝聚，进人迷离恍惚的境界，出神入化，形成错觉;同理，人体病痛，精念存想，忧愁恐惧，神志恍惚，便会“见鬼”，与“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当属同类，既然“伯乐、疱丁所见非马与牛”，所以“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两相类比，有力地否定了鬼的存在，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熠熠光辉。

　　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此事例是类比，例中用作本体的“人病见鬼”，与用作类体的“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是本质相同的一类事物，幻觉乃其共同特点，因而形成类比关系。

　　比喻是借助于联想，以一事物特点来表现另一事物的特点，而要表现的事物的特点又必然是千差万别的。我们可以把比喻分成两类，一类是表现事物属性特征的比喻。前文所举“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和“我喜欢这个地方，正如我喜欢电脑一样”就是以一事之“性”比另一事之“性”，可称之为“性比”。

　　另一类是表现事物形态特征的比喻，我们可称之为“形比”，它是以物比物。既然是以物比物。就不能是同类之物，如朱自清的《春》中比喻各种花色为“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比喻春雨为“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就是“形比”。当然，用在“形比”中的“形”不局限于视觉所得的形象，还包括听、嗅、触觉等一切形象。所以，朱自清能用“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来比喻荷塘中飘出的“缕缕清香”。

　　再如《我的空中楼阁》的一段话：“山上有了小屋，如一望无际的水面飘过一片风帆，辽阔无边的天空掠过一只飞雁，是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是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好比”之后有四个分句，从四个方面形象生动写出了“山上有了小屋”给人的美妙的联想与感受。水面飘过风帆，天空掠过一只飞雁，单纯的底色上一点灵动的色彩，山川美景中的一点生气，一点情调，这与山上有了小屋不是同类事物，也是不同本质属性的事物。所以，这四个都是比喻句，前二者是明喻，鲜明地表现了山上小屋飘飘然的轻盈状态和凌空欲飞的气势;后二者是暗喻，是用抽象的感觉描绘具体的形象。

　　总而言之，辨析过程中只要抓住比喻的特征、抓住类比的表达目的，区别比喻和类比就易如反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