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鲁迅和契诃夫作为19世纪中国和俄国文坛优秀的代表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地向我们展示了贯穿在他们作品中幽默的讽刺艺术，这仿佛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腐朽的旧中国和俄国黑暗的封建统治，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体味到作家笔下深沉的忧患和悲凉,那是对民族的深深的爱，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可谓不谋而合。本文试分别以他们的部分代表作品为例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在运用讽刺艺术上两人的共同点。

关键词：鲁迅、契诃夫、幽默的讽刺艺术

参考文献：

〔1〕李今，《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6年版。109页

〔2〕叶尔米洛夫，《契诃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0年版。102页

〔3〕参见叶尔米洛夫，《契诃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0年版。109页

〔4〕尔米洛夫，《契诃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0年版。101页

〔5〕鲁迅，《〈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78页、379页

【作者简介：】

于洁：1963年-，女，辽宁丹东人，沈阳师范大学讲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鲁迅和契诃夫是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伟大作家。比较两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可以发现，他们在创作上有许多共同的特点：都不约而同地把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为创作题材，以小见大，反映深刻的社会问题，都采用了冷静而客观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简练、独特的短篇小说写作技法，堪称短篇小说大师。
     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说过：“在同情并怜悯小人物但同时又了解他们的弱点这一点，鲁迅和契诃夫是相似的。”契诃夫的作品传入中国虽然较早，但其影响不能不说相对滞后，鲁迅是个例外，在四十年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契诃夫对鲁迅的影响，郭沫若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曾专门著文，认为“鲁迅与契诃夫的极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他感觉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也就是契诃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1〕

鲁迅和契诃夫作为19世纪中国和俄国文坛优秀的代表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地向我们展示了贯穿在他们作品中幽默的讽刺艺术，这仿佛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腐朽的旧中国和俄国黑暗的封建统治，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体味到作家笔下深沉的忧患和悲凉,那是对民族的深深的爱，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可谓不谋而合。本文试分别以他们的部分代表作品为例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在运用讽刺艺术上两人的共同点。

幽默讽刺是契诃夫文学突出的艺术手法。尽管早期他是以众多轻松幽默的短篇小说而醒目，但自一九八八年后，契诃夫就很少再写以逗笑为目的的纯幽默了。他用他独特的艺术手法，为这种传统文学体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就是，“努力将喜剧的讽刺因素同正剧的悲剧因素融合成一个整体”。[2]在他的作品中，幽默与悲伤，喜剧和悲剧，笑与泪都很自然又诗意的融合在一起。一切事物在他笔下都是既可笑又可悲，也只有从中看出它的可笑处，可悲才更深层的暴露出来。如《一个文官的死》夸张描写了一个胆小的文官因为将唾沫星子弄到长官身上而惴惴不安，最终被活活致死。人物心理和行为都是可笑的，然而，在笑声背后，同时显示的是小人物精神的可悲。契诃夫的这种幽默讽刺艺术在他成熟期的创作中得到炉火纯青的发挥。在他的名作，如《苦恼》、《醋栗》、戏剧《樱桃园》中，表面的可笑与深处的痛苦，表面的忧郁与深处的可笑，可笑与可悲、可怜都是交织为一体的。完全不同的艺术成分在他的作品中获得一种新的存在形式。以至他的作品对很多人都表现出极大的迷惑，究竟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如《樱桃园》因为其中笼罩的忧郁气氛而被人认为是悲剧性的，但契诃夫却坚持他所写的是出喜剧。《海鸥》则有太多悲剧性因素，他却称之为喜剧。[3]但毫无疑问的是，契诃夫的创作为传统的幽默讽刺增添了新的内容，使幽默讽刺具有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充满了多色调和多棱角的光彩。这与契诃夫对生活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他说，“在生活里……一切都是掺混在一起的——深刻的与浅薄的，伟大的与渺小的，可悲的与可笑的。而你们呢，诸位先生，简直象中了催眠术，成了陈规陋习的奴隶，再也跟它分不开了。需要有新形式，新形式……”[4]他那悲喜剧一体的作品，无疑是这种新形式的体现。

又如1892年创作的幽默荒诞的《第六病室》，写拉京医生主持一个医院20年，开始勤勤恳恳工作，后来发现这里充满了偷窃、徇私、诽谤等恶习，因而心灰意懒起来，每天把大多数时间消磨在读书上，这里的疯人病房里关着一个叫格罗莫夫的知识分子，其实他的言语表明他是个爱思考、有见解的人，由于专制制度的栽赃误判才被关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有一天拉京医生不知不觉走进这个病房，于是两人相识，并展开了一场争论。拉京抱着那种托尔斯泰主义的不抵抗思想，劝格罗莫夫蔑视痛苦，格罗莫夫则痛斥拉京这种逆来顺受的说教。拉京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但不同意他的想法，可他并没有想到自己被骗到第六病室，被当作病人关起来，昔日对自己点头哈腰的看守竟挥起拳头打了他。这种行为表明，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这对那些信奉托尔斯泰主义的知识分子是一个警告，“疯人病室”和“疯子”既是为转移书报检查官的视线而虚构的，同时也与作品的内容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这种写法体现了作者创作的独特。……在拉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自嘲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他不抵抗极具意味的讽刺出社会的本质。这种本质表现在腐朽黑暗的沙皇俄国专制社会，任何有思想、有头脑、能看透这个社会本质的人，不是被当作政治犯被流放，就是被当作疯子送进监狱般的第六病室。这个第六病室就是沙皇俄国凶狠残暴的专制统治的缩影，当时的整个俄罗斯就是这样一座大的精神监狱。这部小说是契诃夫创作道路上的一个转折，更是他讽刺艺术创作的一个高峰。

契诃夫短篇小说最大的创作特色就是他作品中细腻而善意的幽默以及毫不留情的讽刺，而这两者又是密不可分的。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而在否定性喜剧中，讽刺更是重要的审美范畴。对中国文坛而言，契诃夫作品中这种特殊的幽默讽刺是引人注意的。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中西文化合璧的结晶,特别是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讽刺”于鲁迅作品中也并不陌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寓机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可见，真正可以与契诃夫充满多重意蕴和多种艺术因子的幽默讽刺手法相媲美的，是鲁迅的创作。在鲁迅的不多的小说中，幽默讽刺却是极为常见的。如《孔乙己》、《阿Q正传》、《鸭的喜剧》、《幸福的家庭》、《肥皂》、《高老夫子》、《弟兄》、《离婚》等。而在以古事点染成章的《故事新编》中，幽默讽刺则随处即是。对于鲁迅小说中的幽默讽刺中的丰富深刻的内涵的阐释，显然不是本文可以胜任的。在这里，本文仅取与契诃夫这一特殊艺术手法相关的部分进行比较探讨。关于《阿Q正传》，鲁迅曾说，最初是载在《晨报副刊》“开心话”一栏里。“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但后来，“伏园也觉得不很‘开心’，所以从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艺’栏里。”[5]小说对主人公阿Q的刻画的确处处透着滑稽幽默，如他的“精神胜利法”。然而，阿Q无疑又是悲剧性人物，而且，他的悲剧，不仅是他个人的，在对阿Q行为发出笑声后，我们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同时也是在嘲笑自身的弱点，嘲笑一个古老民族精神熏染下国民的普遍弱点。巨大的悲哀就在这对笑声的意识中汹涌而出，滑稽终于变得“不很开心”，甚而带着深重的悲剧感。《孔乙己》则多次有意重复写“笑”。从“我”——一个小伙计觉得在沉闷单调的咸亨酒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写到孔乙己满嘴酸腐气“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再写到在众人的挖苦中，孔乙己狼狈的样子，逗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而后写孔乙己给孩子分茴香豆时，一群孩子在他“多乎哉？不多也。”的摇头中笑着走散；最后，则依旧是掌柜和其他人“都笑了”，而孔乙己的腿已经断了。小说每次写孔乙己，总是选取“笑”这一场景，突出人物可笑的一面，而生命也就在这一次次笑声中走向毁灭。人物命运以及其间所蕴涵的巨大的文化悲剧也在这笑声中格外鲜明的昭示出来。这里的笑，是带着深深悲剧性的笑，一如契诃夫《痛苦》中的幽默。

与《孔乙己》极具悲剧色彩的“笑”相比，《幸福的家庭》中所发出的笑则多了几分轻松的揶揄。一个作家在构思“幸福的家庭”：优美高尚、很爱文艺的男女主人公、中国菜“龙虎斗”、《理想之良人》等，而充斥他构思的却是：不断传来的劈架二十五斤、五吊八、叠成A字的白菜、孩子的哭叫、主妇的唠叨。最后，作家将写好题目“幸福的家庭”的绿格纸用来给孩子擦了眼泪和鼻涕。小说是轻松的，在两相对照中发出微微的讽刺。这里的“笑”，与契诃夫的《嘘》、《家长》这类轻松的幽默讽刺小说有了更多的接近。而《弟兄》对人物外在行为与潜意识间反差的冷笑，《高老夫子》对高老夫子行为举止狼狈的嘲笑，则少幽默，更多讽刺，其中蕴涵着的是作者深刻的文化批判意识。《故事新编》中的幽默则多“戏谑”。《奔月》中的“乌鸦炸酱面”，《理水》中一群学者的胡谄，《采薇》中伯夷叔齐遭“小穷奇”抢劫的情景，《出关》中老子被迫讲学的场景，《起死》中庄子被鬼魂问急的情节，无不充满滑稽幽默。显然，幽默在这里具有多重意蕴。由现实人生境遇所带来的独特生命感，以及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度考察，对知识分子现代生存境遇的思考，无不在这“油滑”中呈示出来。对历史人事的特殊处理，显示的是鲁迅对是社会、文化、历史另一种思考角度和力度。鲁迅的幽默讽刺大多交织着众多元素，其背后蕴藏的是深刻的个人境遇体验，是他在对历史的深度体察中所提炼出的具有丰富社会历史内涵的“笑”。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鲁迅和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两类人物形象：昏睡者和梦醒者，前者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压迫下人格扭曲，精神麻痹,任凭封建专制的压迫而不自觉丧失了人的基本特征，成为昏睡者；后者对封建专制的压迫有清醒的认识，奋起追求人的生活，但由于环境的险恶和自身的素质不够完善，终于无路可走。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和思想高度的差异，鲁迅的小说具有极强的鞭策力，契诃夫则表现了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悲哀.。鲁迅和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中都选取了三个方面的创作视角，即以审视者的姿态拷出人性灵魂的恶，以救治者的身份探究社会的病；从救赎自我的角度照出自我的影。他们通过对人性之恶、社会之病、自我之痛的否定，试图张扬人性之善、社会之美、自我之新。在思想开掘的深度和力度上，鲁迅比契诃夫更加深沉、严肃.。
因此，我认为，契诃夫与鲁迅两位艺术大师短篇小说都用讽刺挖掘生活的真实且讽刺尖锐深刻但不尖酸刻薄；其个性特征是：契诃夫的讽刺手法是漫画式的，笔调轻松愉快；而鲁迅手法近乎白描式，笔调沉郁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