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丰

　　(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西桂林，541004)

　　2017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体系构(2017JGA138)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课堂教学;工业化与技术追赶

　　一、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国富国强”

　　托马斯·R·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给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一封信中曾写道：“探求国富国穷的原因是一切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傅军，2009)毋庸讳言，“国富国穷”是经济学最古老，但又是历久弥新的课题。这一主题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命题，所以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将智力资源投入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Lucas,1988)曾感叹道“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差异如此之大，以致于一个经济学家一旦开始关注经济增长问题，那么其他一切命题都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诚如卢卡斯所言，世界各国之间的增长绩效差异的确非常惊人。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纳入增长模型(Solow,1957)，并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全球经济最终会出现收敛。而现实世界中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拉大之中，也即富国越富、穷国越穷了。内生增长理论试图弥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将技术和知识作内生化处理，这的确能够更好的解释经济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从根本上来说，内生增长理论仍然是静态的均衡分析框架，而且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各因素之间的协同效应关注不够。

　　二、“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是发展经济学的切入点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降，世界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工业化的推进和技术进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主要体现为工业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因此，发展经济学要以工业化和技术追赶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后发国家的追赶战略。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是一个历时变化的动态过程，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分析框架在解释这一动态问题时是有缺陷的。因此，运用演化经济学的动态分析方法来阐释这一问题是更为合适的。作为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以埃里克•S•赖纳特(Erik S. Reinert)和张夏准(Ha-joon Chang)为代表的演化发展经济学可以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他们追随德国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传统，以生产、知识和创新为中心，为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指明了方向，并提出一系列政策主张。而演化经济学的技术追赶理论、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匹配理论，可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通过讲授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和技术追赶进程的经济史可以为学生揭示：这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之初，都经历了一段通过保护国内报酬递增产业，以此追赶领先国家的发展历程。通过保护主义，实现本国工业化和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追赶，从早期的英国、美国、欧洲大陆、日本，一直到最近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一模式一直得以复现。然而，同样采用保护主义手段推进本国工业化的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如印度)，却没有那么成功。因此讲授是要特别强调，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虽然保护主义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通过对成功实现追赶和追赶失败两个组别国家的比较经济史研究，不难发现，虽然都是保护主义，但具体的政策工具箱是有区别的。如果上升到机理的高度，那么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技术追赶进程中，要采用“好的保护主义”，远离“坏的保护主义”。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实施保护主义战略，随着国内产业部门的壮大，实现了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良性互动的局面。而在国家层面，通过产业保护而发展壮大的国内大企业建立起了研发制度，加上政府支持的国家实验室以及教育基础设施等的完善，国家创新系统得以建立，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和技术追赶。

　　三、发展经济学要与时俱进和不断修正自身理论体系

　　虽然发展经济学能够较好的解释发展中国家的追赶型工业化，但该理论体系也存在着时空局限性，因此，对其理论成立的假设前提作进一步的厘清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在讲授《发展经济学》时不能停留在用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的层面，在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后发国家的追赶现象时，要同样注重对该理论体系的拓展和完善。发展经济学很好的解释了历史上后发国家的追赶和欠发达现象，但放在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新背景下，进一步丰富它的政策工具箱是必要的。所以授课时必须讲清楚，在模块化生产和价值链断裂的国际分工新形势下，再加上TRIPS和WTO等国际规则体系的制约，传统保护主义的实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因此，笔者提出的“选择性专利保护”策略，可以成为后发国家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有效手段。而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技术不断趋近世界前沿，制度也要作出不断的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以中国的政策实践为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半程，技术也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因此，讲授时也要特别强调，中国应该转变发展战略，注重保护国内市场与鼓励技术创新并重，从而实现国内经济良性大循环。

　　在发展经济学学术传统中，保护主义之于后发国家工业化和技术追赶的重要性，是始终被强调的。这也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的题中之义，在赖纳特和张夏准看来，选择和保护高质量(报酬递增)产业活动对经济发展而言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这也是其富国策中的核心观点。然而，这一观点成立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前提，即作为实施保护主义和选择正确产业活动的行为主体—国家—必须具备较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发展经济学没有深入展开。因此，授课中有必要将比较政治经济学中“发展型国家论”和发展经济学进行创造性综合，尝试将“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等概念纳入发展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而对其隐含的假设前提作了较好的补充解释。除此之外，也有必要对国家自主性进行对内、对外两个层面的阐述，并丰富了国家能力的内涵，将其细分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能力、产业甄别能力、寻租抑制能力和政策动态调整能力。将“发展型国家论”和发展经济学两个体系加以融合，笔者认为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四、《发展经济学》课堂教学中的其他问题

　　(一)比较经济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运用比较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对当今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进行简单梳理，发现保护主义是后发国家在追赶型工业化阶段必不可少的政策手段。无论是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都铎王朝时期的英国，还是在追赶阶段，实行高关税政策的美国，可以说保护主义是一以贯之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效仿和追赶同样体现为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德、法等国家除了运用关税手段，还禁止本国的技术人员外流，并向外国大量派出工业间谍并吸引优秀的技术人员。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同样是在一整套严密的保护主义政策体系下实现了工业化，并通过“逆向工程”以及“引进-消化-再创新”等手段，在很多技术方面，实现了对西方发达国家赶超。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拉美国家在早期也实行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进口替代”战略，但此后工业化陷入困境，追赶绩效远不及东亚国家。笔者在讲授时给出的解释是：保护主义政策要随着工业化深入不断作出调整，也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制度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追赶成功的国家都做到了这一点，而追赶失败者往往都陷入制度僵化，产业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获等困局。因此，保护主义是后发国家工业化和技术追赶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

　　(二)全球化时代专利制度设计的重要性

　　在讲授时笔者指出，在新的全球分工格局和产业价值链高度分解的大背景下，历史上使美国和德国实现赶超型工业化的传统保护主义策略对当今的后发国家已经不再适用，加之1994年在WTO框架内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更加剧了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难度。在现有的WTO和TRIPS等全球规则体系下，当年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技术追赶的“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模式和“反向工程”为主的追赶道路也已基本被堵死。因此笔者提出，后发国家必须在借鉴追赶型工业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新背景，制定本国的工业化和技术追赶战略。

　　(三)制度调整之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在课堂讲授中必须重视中国的政策实践，笔者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工业化和政策实践为例，论证了工业进程中制度调整的重要性，进一步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进行拓展。笔者指出，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中国的禀赋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大为降低，技术水平和技术能力也有相当大的提升，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国内市场空前扩大。中国正处于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业化战略和技术政策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笔者认为，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由技术追赶阶段向赶超阶段的转换期，在这个关键转折点上，国内市场保护比任何时候都要重要。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灵活的关税政策、非关税手段和FDI限制等措施成功的保护了国内市场，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发展适宜性的本土技术深入推进工业化，并实现良性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参考文献：

　　[1]Lucas,L.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8, 22(1):3-42.

　　[2]傅军 著.国富之道[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埃里克.S.赖纳特著，杨虎涛等译.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4]林毅夫 著.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