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大学文学院 高霞

　　关键词：文学教育 本土化策略 金宇澄 《繁花》 地域文化

　　文学即人学，对人的教育自然也离不开文学教育。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忽视了文学教育这个重要的方面，导致不少受教育者文学修养偏少，鉴赏能力偏低，审美趣味偏淡，写作功底偏差。针对文学教育薄弱这一现状，很有必要从顶层设计上、在广范围内普及文学教育，以文学的内容施教、以文学的手段传递、以文学的姿态加以引导。

　　地域化特征是文学教育的重要方面，如何在文学教育中引进本土文化的精华，让学生在文学鉴赏和文本分析中更深地理解地域文化，更好地接纳地域文化，最终形成内在的艺术审美，考验着文学教育的技巧，也体现着文学教育最终的质量和成果。

　　以上海为例，金宇澄的小说《繁花》自2012年发表尤其是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以来，引发了一场“上海文化热”。这部围绕上海城市进行叙事的小说，被评论家称为关于上海“一座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用老百姓、小人物的上海故事拓展着上海叙事的格局。因其对上海城市文学的贡献和价值，香港导演王家卫买下了该书的拍摄权，由原书作者担纲编剧，电影《繁花》计划于2020年上映。如何将这样深深浸染着上海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引进文学教育的课堂，利用文学的影响力深化学生对地域文学内涵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从而增强对地域文化的感情联系，加深对地域文化特征的掌握，本文将进行思考和探索。

　　一、地域文化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地域文化是文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文学教育的重要载体。《繁花》聚焦南方，聚焦城市，其艺术成就丰富了城市文学的创作层次。《收获》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曾经这样评价《繁花》的价值所在：“从中国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的经验来看，我们对农村的经验往往大于城市的经验。如果说《繁花》有什么野心的话，就是它建立了一座与南方有关，与城市有关的人情世态的博物馆。”

　　在文学教学和文学家教育的过程中，可以通过《繁花》中涉及的大大小小的“事体”，来串联起整个文学上海的形象和版图。如《繁花》中描述的“事体”， 有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也有家长里短的争吵;有女人间的嫉妒嘴碎，也有男人间的吹牛神侃。大大小小的“事体”织就了上海这个大都市中小人物们的喜和悲。通过“事体”，那个时代的上海生活跃然纸上。从上海传奇到上海故事，金宇澄通过对细节琐事的精准描绘，从小人物的底层生活中获悉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核心精神。

　　还有《繁花》中对上海弄堂的描述，也绘就了独具上海风情的画卷。上海的弄堂文化源远流长，金宇澄的《繁花》将这种弄堂的文化形象鲜明地立了起来。透过弄堂，旧上海浓浓的生活气息，在字里行间丝丝透出来。《繁花》中，关于上海的世俗生活，金宇澄事无巨细地精心描绘，不但有声、色、味，更有带温度的触觉。如《繁花》第11章中的这一段：

　　此种房型，上海人称“两万户”，大名鼎鼎。每个门牌十户人家，五上五下，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对于苏州河旁边泥泞“滚地龙”，“潭子湾”油毛毡棚户的赤贫阶级，“两万户”遮风挡雨，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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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万户”到处是人，走廊，灶披间，厕所，房前窗后，每天大人小人，从早到夜，楼上楼下，人声不断。木拖板声音，吵相骂，打小囡，骂老公，无线电声音，拉胡琴，吹笛子，唱江淮戏，京戏，本滩，咳嗽吐老痰，量米烧饭炒小菜，整副新鲜猪肺，套进自来水龙头，嘭嘭嘭拍打。钢钟镬盖，铁镬子声音，斩馄饨馅子，痰盂罐拉来拉去，倒脚盆，拎铅桶，拖地板，马桶间门砰一记关上，砰一记又一记。

　　上海弄堂的紧凑以及人口的密集与热闹，给人一种归属感，在金宇澄的笔下，读者仿佛置身于这样一种文化底蕴独特、人情民风独特的地方。上海人的弄堂生活除了吃饭、洗衣、娱乐等，还有小商小贩间交易买卖，对许多上海人来说，弄堂是一块栖息生存的独特天地，它们构成了上海一种充满市井风情的弄堂习俗。

　　上述文字中，围绕阿宝搬新家，先是围绕“两万户”的建筑特点，抓住杉木地板、水门汀地坪、泥草打底几个关键词，“五户合用一个灶间，两个马桶座位”的住房环境跃然纸上。搬离旧居流落至此的阿宝甚至还来不及伤感，紧接着，“到处是人”的“两万户”里的人情世故、家长里短就扑面而来。一连串的动作，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金宇澄这段关于声音的描写很精彩。显然关于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建筑和住房形式，金宇澄做过详细的资料调查，到了落笔之处，文字毫不拖沓，干脆利落，三言两语就把“两万户”的世俗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住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如何动作、如何发声、如何吃饭穿衣，笔笔切中要点，留给读者鲜活的声色印象，也给了读者充足的想象空间。

　　金宇澄笔下的上海弄堂生活，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这种人声鼎沸、热闹拥挤的世俗生活，充满了活色生香的各种故事，而这些故事，又通过各色人的口耳相传，或真或假地在各种群体中传播。在革命运动中落魄的阿宝和沪生家族，都算是弄堂生活的过客，所以从他们一个中间介入者的身份去旁观弄堂生活，去述说这里面的世俗生活，就有了别样的效果。小阿姨、阿珍、小毛、陶陶，都具有典型弄堂生活里出来的性格，他们身处底层，或市侩算计，或多情风流，或强壮耿直，或嘴碎八卦，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当遭遇生活中的大变故，往往又是他们表现出来最顽强、乐观的一面。金宇澄笔下的他们，虽然生活在泥淖里，却仍然把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他们命运的悲欢，也往往穿插在家长里短、锅碗瓢盆的琐事中，轻轻地一笔带过。弄堂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住所，又更像是一种精神的归宿。环环相扣、虚实相间、人声鼎沸，可以看出金宇澄在弄堂文化和世俗生活上不一般的写实功力。

　　在文学教育中将这种充满地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作为载体和内容，将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提高文学教育的效果和水平。一方面，地域文化的内容丰富和充实了文学教育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技巧和特征更好地传播了地域文化，更有效地弘扬了地域文化。

　　二、努力培养学生对本土文化的鉴赏能力

　　文学教育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本土文化的鉴赏能力。利用文学的影响力来达到教育的效果，具有独特优势。拿方言来说，方言是本土文化一个重要方面，文学作品中的方言使用，可作为文学教育中一种手段和载体，引导学生进入本土文化的场景，进行深入的挖掘和领会，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比如金宇澄的《繁花》中，就以方言写作做出了大胆的革新。

　　《繁花》一书中，语言的修饰上大多使用白话文，很少出现方言字。而小说中人物与人物之间大多是直呼其名，这也是沿用了上海人喜欢直呼其名的习惯，通常叫“你”就叫名字，因而在阅读时很能被带入语境。

　　如《繁花》第24章中的这一段：

　　陶陶说，小琴做啥，等啥人。小琴笑笑不响。陶陶说，乡下阿姐要来。小琴说，下个月来。陶陶说，这是。小琴说，等朋友来呀。陶陶说，朋友呢。小琴说，查户口啊。陶陶说，男的女的。小琴说，男的呀。陶陶不响。小琴走过来说，呆子，我等陶陶呀。陶陶勉强一笑，做到箱子上说，吓我一跳，赛过诸葛亮了。小琴说，我晓得陶陶会来。陶陶说，啊。小琴说，晓得就是了。陶陶说，是吧。

　　从读者的角度，语言上的转换非常有必要，因为过于原生态的方言很容易给非上海的读者造成阅读上的障碍，且过度使用会造成非上海籍读者的反感。对此，金宇澄对此是下了功夫的，《繁花》中很多非常生活的上海市民本地话均未出现，将“上海话口头语”转化成了“上海书面语”，尤其是对于标签式的词汇上作了改进，如“是吗，好吗”被“是吧，好吧”取代，而不是“是伐，好伐”，如：

　　姆妈只要感情，梅瑞如果离了婚，就告诉我，好吧。

　　“站起”被"立起”代替，如：

　　苏安镇静，声音朗朗说，这一杯不弄下去，还想再看几场白戏，觉得好看对吧。苏安转身就走。大家讪讪立起来。

　　“没有”被“无”“未”代替，如：

　　小阿姨说，姐夫，神经病发作了，阿姐还未回来，亲骨肉还未看到，真是铁石心肠了。

　　此外还有“叫化子吃死蟹”“只只鲜”“黄鱼脑子”“铁板新村”等上海人所说的“讲戏话”，在《繁花》中处处可见，幽默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带有些许调侃的味道。此类词语还有许多，如“挺尸”“死腔”“腻心”“脑子进水”等，以上语言现在仍在使用，而且这些虽然属于上海方言，但通俗易懂，即使不是上海人，阅读起来也不会很吃力。

　　通读《繁花》全篇，“哪能办”“瞎三话四”“好好教呀”“学生子”“吃瘪”……看到这些词句，作者虽未描写说话人的神情姿态，读者也能品读出来，即便是非上海籍的读者，也依然能够感受到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如活现眼前。

　　说到底，沪语小说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它独有的文学价值，也就是小说通过上海话呈现出来的上海生活。因此小说中的沪语应该是容易让人懂的且能增加读者阅读乐趣的沪语。这样既能让小说的文学价值被读者更广泛地接受，也有利于沪语的推广。

　　从这个层面来说，金宇澄的《繁花》可以作为文学教育本土化策略中的一种范例来进行研究和分析。文学教育如何有效地应用本土化策略，又该怎样有效地弘扬和推广地域文化，达到双向共赢的良性循环?《繁花》以自己独特的艺术手法和充满上海风情的书写内容，提供了一种思考和探索的维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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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陈玙. 20世纪文学教育理论初探[D].华东师范大学，2016.

　　[3]金宇澄.繁花[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4]项静.方言、生命与韵致——读金宇澄《繁花》[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