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苗苗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 150025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历史经验主义;批评理论

　　中国进入新世纪已经是第十五个年头了，这十五年，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中国的发展高歌猛进，如今，中国的GDP已经位列全球第二，可是平均数往往掩盖了大多数，当少数新富人阶层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大多数底层的处境却愈加艰难。同时消费文化泛滥、人民道德失范、安全问题频发、食品问题令人堪忧、精英文化陷落……种种问题让我们不禁想，理论究竟如何介入社会问题?如何产生真正的效力?在我看来，要想使理论更加具有说服力，就要放弃一切自欺欺人的浮夸和虚妄，在自我生产之外，不仅要阻挡一切走在历史前面的充当预言家的思想企图，更要在实践的具体变化中清晰地、不自欺欺人、自说自话地认识和记录实践的脚步。理论追随实践的脚步并不意味着，理论是滞后和没有预见性的，而是强调理论要根据现实科学合理地提出自己的主张。此外，还要理清的问题是：学院化的理论研究和知识分子的介入实践并非是毫无联系的，知识研究和知识介入其实就是实践。

　　一、打开视野，检省知识分子的理论实践

　　当我们把所有理论放在一个宏观的场域同时比较，同时抛掉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重新检视理论与当下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关联，我们会清晰地发现其各自的优长。例如女性主义的局限，张屏瑾就谈到：女性主义除了得到千篇一律的个人主义式的结论外，已变得没有多少活力。董丽敏谈到：“好的女性文学”和“好的文学”分享了统一标准。的确，由于太过于将抽象意义上的男性当成敌人，局限于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格局，未能与阶级、种族、社会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使得女性主义丧失战斗力。如果不设法重建女性主义与社会/历史的有效关联，那么女性主义不仅无法打开新的问题讨论空间，反而会掩盖或遮蔽更为严重的阶级等问题。在这方面，斯皮瓦克做了很好的表率。

　　再比如精神分析理论。无论是大谈俄狄浦斯情节的弗洛伊德，还是用集体无意识取代个人无意识的荣格，将复杂实在的现实问题都交付给抽象、神秘的无意识，未免失之于简单。直到拉康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否定人性本质的先天存在。

　　当然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还是有很多积极的阐释效力的，但是局限也是不容忽视。从马克思主义批评体系到解构主义到后殖民、新历史，这里理论和学说只有理顺清楚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将其与中国社会实际勾连起来，才会真正产生效力。只有用宏观的大视野进行臧否，我们才会寻找并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我们才能有效地实践。

　　二、回归自身，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出发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史(1930-1940年代)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1950-197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抹去的浓墨重彩，在这两个阶段，尤其是后者，中国最广大的劳苦大众成为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两段历史尤其是后一段，犯下了重要的错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致使本来出发点很好的“文革”最终演变成派系斗争和“整人”的游戏，令人痛心扼腕。新时期以来，批判文革的文学，批判集权主义的理论学说层出不穷。新世纪以来，一种试图切割社会主义历史的怀旧倾向“民国范”方兴未艾。的确，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了极为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当我们将社会历史全盘否定的时候，当我们骂时代、骂极权的时候，其实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劳苦大众所受的苦难要远远大于知识分子的苦难，而知识分子的在文革期间的懦弱本性也尽显无疑，这怎么能说全是时代的问题?

　　罗小茗说：真正的社会正义感，需要对‘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大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以此为基础，去评判一切。

　　理论家和批评者不仅要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更重要的是有立场。理论作为一种实践，要想真正获得效力，就要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出发，重新恢复理论与现实活生生的对话关系，重组我们日常的零散化的经验，超越个体的狭隘的经验限制，重建总体的生活图景，为读者提供一种方向感。

　　当我们重新检视文化热的80年代，会发现倡导“人性”、“个体”、“主体性”、“涵养人文精神”、“无功利性”、“纯审美性”的“新启蒙思潮”(1983-1987)所引发的至今仍然为主流的“去政治”、“去阶级”、“去历史”的学术潮流的局限。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理论家开始重提“民族——人民”的文学、“为人民争得美学的权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倡导“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胡适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恰恰是因为任人打扮，我们才更需要祛除多层意识形态的赋魅和遮蔽，回到历史的真实语境中，使其与当代视野不断地对话、协调，从而重新思考中国、检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思考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进而重新阐释中国。

　　【参考文献】： 1、《新时期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论争及启示》韩志勇.山东大学 2009

　　2、《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当代接合》宋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2009年2期

　　3、《批判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研究》韩红艳.复旦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