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桃

　　山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西省 太原市 030023

　　作者简介: 刘桃( 1990 —)，女，汉族，山西太原人，就读于山西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下翻译的研究。

　　摘要：翻译政策是国家或政府机构，也包括非政府性民间团体或组织在国家指导或影响下，针对翻译活动所做出的指导方针或具体规定。他对于国家的文化战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图在分析中西翻译政策研究现状和特征的基础上，探索和展望中国翻译政策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中西翻译政策;研究现状;探索和展望

　　一、国外翻译政策研究

　　1，理论研究

　　在前期研究阶段，左哈尔(1992：231—245)在多元系统理论的框架内，对希伯来儿童文学的翻译政策进行研究。他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任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受其所处的文学系统的限制。翻译政策可以被定义为“限制”或“建议”，它本身是由编辑，出版社或顾客强加给译者的一种“权威因素”。

　　在理论研究领域，率先将翻译政策纳入应用翻译研究范畴的是霍姆斯。他在“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对翻译的政策做出了界定。他认为：“翻译研究者在(翻译政策)这一领域的任务就是提供合理建议，以确定社会中译者，翻译活动及译作的地位和作用：如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应该选择哪些作品来翻译;译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译者应该具有何种地位;翻译在外语教学中应起的作用等。”(Holmes，2004：190)

　　随后，图里发展了描写性翻译研究，其核心概念是规范，翻译政策“属于初始规范，是某个时期，某种语言文化通过翻译来选择所输入的文本类型或者具体的文本时的一些决定性因素。”

　　芒迪的翻译政策，更注重研究“当前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

　　比利时学者梅勒阿茨将翻译政策官方和民间两类进行探讨。其中，官方的是“在教育，法律事务，政治团体，管理，媒介等公共领域用以调整翻译活动的一整套法律法规”。此时的翻译政策大多具有法律属性，由政府或国际机构发布。另外，他还广泛存在一些非官方的场合。包括可以促进翻译活动的奖项，或者广义上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也可能涉及到译者，出版商等各种因素。

　　2，实践研究

　　土耳其在1940年成立翻译局，官方选择源文本的翻译，有关人文科学的作品享有翻译优先权，所列待译作品包括古希腊罗马经典作品，政府还专门聘请专家为翻译局工作，给予出版社财政支持，促进早期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政策是集中翻译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这些小说经常谈及传统日本文化，以及哀婉因军事造成的社会混乱。唯美文学意识创造了日本在美国读者心中的良好形象，成为冷战时期的盟友，也遏制了苏联在东方的扩张。

　　而大英帝国东方主义式的国家翻译政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着整个国际局势。英国汉学家Arthur Waley 在翻译《道德经》时将中国古文化描述成“barbarous,backward,unscientific”等负面形象。这样的翻译政策认为劣等文化理应受到优势文化管理，从而导致国家的扩张和侵略行为，这种霸权式的翻译政策是万万要不得的。

　　总之，国外翻译政策研究起步比较早，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都有其广泛性，只不过缺少系统的研究，深度还不够。跨学科研究比较多，对翻译政策的定义还是不够清晰。但是注意到了翻译政策与语言政策，移民政策和公民权利的关系。

　　二、国内翻译政策研究

　　1、理论研究

　　国内第一个把“翻译政策”重新纳入翻译研究领域的是刘苾庆。他将应用翻译分为“翻译批评”和“翻译政策”两部分，将“翻译政策”归到应用理论中的价值理论中。

　　滕梅将“翻译政策”的研究分为宏观与微观，前者指翻译政策的定义、功能、制定原则等，后者指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代的翻译政策个案分析。随后也探讨了1919年以来中国翻译政策的发展与变化。

　　台湾学者张秀珍探讨英美两国以及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的翻译政策，提出我国未来翻译政策的努力方向，应该在词汇标准化、证照问题、经典翻译和翻译理论与实务的交流沟通四方面加强规范。

　　黄立波、朱志瑜讨论晚清时间的翻译政策，将该时期翻译政策的讨论分为翻译人才培养、翻译选材、译员雇佣、翻译模式、翻译奖励方式，翻译活动监管和教科书编译七类，从这些讨论可以发现晚清时期制定相关政策的过程、方式和动机。

　　季羡林则在2005年呼吁：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季老的翻译观和翻译思想包括“文本翻译的对外传播与翻译和谐观”“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翻译文化观”“翻译专业队伍建设与危机观”都对未来中国翻译政策的发展有着方向上的指引作用。

　　2、实践研究

　　中国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唐朝的佛经翻译高潮，明末清初外国传教士与中国译者合作的科技著作翻译，清朝末年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设立京师同文馆与江南制造总局，这些翻译行为都是政府行为。

　　1868 江南制造局翻译院由清政府洋务派组织成立，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西方引入了大量翻译专家，如傅兰雅，玛高温等，还有优秀知识分子担任翻译院委员，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三大国家翻译机构，他们在国家翻译政策的引导下组织和管理活动。建国初，因为当时的外交政策“一边倒”，确定了斯大林和列宁著作翻译，后向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促进毛主席著作的翻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作品通过翻译得以大量涌入，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国内翻译政策研究起步较晚，发展比较迅速。研究时段主要集中在晚清及之后，中国翻译活动出现高潮时期。但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政策，呈现动态趋势，不断的变化，还没有成为规范。另外概念翻译政策的概念还比较模糊，缺乏系统的研究。

　　三、中国翻译政策启示与展望

　　2013年上海“语言与未来”的高峰论坛上，穆雷指出国内语言政策与翻译政策的研究成果非常少。目前的翻译市场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部分出版社在出版翻译作品时，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翻译的质量实在差强人意。另外，出版商爱选择畅销的小说翻译，学术类书籍翻译的较少。三，译者的学术地位下降，稿酬太低，导致大量优秀译者流失。

　　2002年，季羡林发文“关于恪守议德，提高翻译质量的倡议和呼吁”，提到“其实翻译规划、翻译政策、翻译教育、翻译队伍建设、翻译市场管理等等，该做的工作还多着呢，希望能引起各方的重视。”

　　国际上包括“法国”“荷兰”“欧盟”的翻译政策都取得很大的成功，法国政府设立“奖议金”专款专项支持翻译项目，荷兰的“文学创作与翻译基金会”海外推广荷兰文学，还有欧盟的“万花筒项目”，将欧洲当代文学作品译成非通用语言，这些国家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

　　结语

　　总之，在分析国际国内翻译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新明确了目前翻译政策的定义，特点，扮演角色等研究现状。翻译政策研究还处在边缘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说明翻译政策的研究空间还有很大的扩展性，推动了翻译政策研究和发展。

　　参考文献：

　　[1]Holmes, J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M]. 2004.

　　[2]Toury, G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M].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1995.

　　[3]Munday, J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1.

　　[4]李景瑞，听季羡林先生谈翻译[J].中国翻译，2005(2)

　　[5]滕梅，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翻译政策问题初探[D].上海：复旦大学，2008.

　　[6]黄立波，朱志瑜，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J].中国翻译，2012，(3)：26-33

　　[7]季羡林，季羡林谈翻译[M].季羡林研究所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8]刘苾庆，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