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办好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求教师侧重关切：如何植根于中国大地，如何统一于“传统”与“时代”，以及如何解围于教学管理的掣肘等。聚焦这三方面解决问题，将有益于高校教师统一认识、疏通渠道和破解难题。

　　关键词：办一流大学;植根于中国;传统与时代;解难于掣肘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五四”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1] 这是高校教师(以下简称师者)在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以下简称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实践的方向和目标。其相关问题主要有：建设一流大学如何植根于中国大地，如何统一于“传统”与“时代”，以及如何解围于教学管理的掣肘问题等。的确，仅从这三方面认知建设一流大学尚有缺憾。但是，倘能聚焦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益于师者澄清认识、疏通渠道和破解难题。

　　植根于中国大地办学

　　在我国，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意在强调办好中国大学不能没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根。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大地积累了绵延五千年的优秀文化，融汇了人类最聪明的智慧和创新土壤，并已奠基了培养各类优质人才的厚重基因。“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吸收和借鉴他人先进成果，无疑可以为中国，乃至人类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但这里的“石”与“玉”之间却是化肥和土壤的作用关系，不可主辅颠倒或相互替代。在中国人民携手开拓、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实践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今天，迫切需要高校可持续地培养后继接班人才，其立学之基也务必要植根于中国大地。

　　毋庸置疑，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片土地上的文明基因并不单一，它蕴含着历经大浪淘沙所积淀的世界先进文化。基于人们揭示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需经历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的认识规律，经过数千年多种人类文明反复激烈的碰撞，在这块土地上凝练出来的人类智慧是无与伦比的。在今天，中国之所以为世所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主要是在这块土地上，伴随着与其同时代文明古国经济文化的相互促进和不断发展，较早地确定了人类在成长过程中所务必掌握的宗教、哲学、数学、历史、文学、社会和自然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更何况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和被湮灭的只有绵延至今的中华文明。在吸允了世界多重优秀文化的中国大地，特别是近几百年中国与世界先进文化碰撞所产生和积存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成果等，都十分有益于建设一流大学，有益于世界文明的进步。

　　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或被历史淹没，不仅因它持续积累了丰富的人类智慧，更因它在历朝历代与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长久交往中，形成了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襟和气魄，具备了颇具特色的创新土壤。在有据可考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华文明对人类进步的贡献不可计数。无论是传说中的炎黄、蚩尤以及此后的尧、舜、禹，还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与印度宗教、希腊文化同期存在的 “百家争鸣”时代，以及于此前后对世界文明进步与发展的贡献，中华文明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只是在人类进入14世纪到18世纪的一段时间里，这块土地上稍显静谧。直至19世纪前后，受来自世界的疯狂侵袭，这片土地才再次迸发了思想和文化的巨变，进而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及进步作出了新贡献。恰在此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引进，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与世界融合，并渐趋形成了育人“接班”式的特有办学模式。例如：1904年1月，清政府颁发《奏定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已指出：“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协调统一“传统”与“时代”的办学思想和方式，逐步明确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的人才培养总目标，进而又科学制定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战略决策。

　　“拿来主义”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人类的创新成果如果不因时因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再好的思想和理论也不会于此地生根。这已由千百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史所佐证。先进的东西总要经历中国大地人文和社会环境的综合陶冶或反复验证，才能使师者经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认识过程，演绎和抽象为知识技能，并用于课堂教学的传承过程。否则，就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没有特色，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是不可能办成功的。这里可以套用一句话，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3]

　　统一于“传统”与“时代”

　　实现建设一流大学的梦想，重在将祖国优秀传统文明与世界进步知识文化的结合、提炼和重塑。它具体包括：研究和疏通中外知识技能传承的科学模式和渠道，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知识技能的传承方式和方法;汲取和升华中外“传统”与“现代”的优秀研究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的知识技能传承框架;规范和系统人才培养运行机制，形成中国特色育人“接班”的成才机制。从而在“传统”与“时代”统一的基础上，实践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要求高校培养人才，既应融会贯通人类优秀的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亦应按照时代的需要遴选合格可靠的接班人。为此，师者应携手构建稳定可靠的“立方体”型知识技能传承框架。“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培养具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4]完整人格素质的人才，就需要构建这种立体的知识技能框架。其要意在于，高校传承知识技能既应经得起实践的反复检验，也应符合自然和社会规律及能够制约人的行为规范。在这一框架内，一方面，师者应将成熟完善，且已系统化、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技能等分类为课内公共基础和学科专业知识，以及课外综合素质和实践技能等，组成教学传承“立方体”，并注意在这一“立方体”中，将课内知识技能按层级构成“金字塔”型基础和内核，课外综合素质和实践技能按时间先后及作用大小作为“立方体”的空间补充;另一方面，师者应持续地关注时代的前进步伐，既要依此把握课内外知识技能，也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及时观察、分析、认知、汲取和演绎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方法，并经鉴别和沉淀后融入知识技能的“立方体”。在构建“立方体”框架的过程中，师者务必要保持知识技能的科学传承及其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竞争力。它既需有传统特色，也需有时代特征，两者相互融合，才可能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竞争水平，并有效构成中国特色的育人知识技能体系。

　　建立一流大学，不仅需要集“传统”和“时代”于一体的高水平知识技能储备，而且也需要“传统”和“时代”特色相统一的现代化传承方法和手段。这种方法和手段可为两个方面：一是“构成方法和实施措施”，系指知识技能按传承分类、层级和关联关系等组合的方法和措施。按知识技能层级分类有：公共基础、学科基础、专业基础等;按课程分类有：公共课、基础课、工具课、方法课等;按课程属性分类有：核心课、必修课、选修课等。其措施可辅以实施基础与专业相结合;必修与选修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识传承与素质养成相结合等。二是“传承方法和养成措施”，系指知识技能传承和综合素质养成的过程控制方法和措施。包括传统规范的教学法与时代创新的教学法相结合;教师的主动引导法与学生的自觉学习法相结合;课内知识技能教学与课外综合素质养成相结合;无形的“无围墙大学”与有形的有序教学管理相结合。其措施可辅以实施选修制、学时制或学分制以及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等。

　　在今天，有效发挥这些方法和措施需要做到“传统”和“时代”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落实于课内外知识技能传承的思想与行动相统一、形式与内容相统一、传承与学习相统一等。否则，固步自封、想当然或照搬他人成果等都可能事与愿违。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根据本校办学实际率先取消其首创的学分制，保留其学自德国的选修制，又根据其自身所具备的软硬件特色创新实施全课程制及探索“第三课程”制等过程，就是类似成功改革的典型范例。正因如此，哈佛大学才在保障其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维护了其名列世界前三甲的地位。同样，我国实施教改亦应在学习他人经验时，首要应注重保持自身特色。尤其是，在设计安排各学科专业的公共或基础课时，切忌随意淡化、删减或取消其应有的优秀传统知识技能教学内容，特别是有关文史哲方面的知识技能。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文史哲学科知识作用时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5]高校的育人是全过程的、立体的、全面的，不能将“传统”与“时代”相割裂，更不能孤立片面或挂一漏万，这是建设一流大学万勿忽略的重要内容。

　　依照“传统”与“时代”相结合的方式建设一流大学，最应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以及人民幸福的需要培养人才。自1898年6月，光绪颁发《明定国是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起，国家即已明确于现代大学制度中培养人才与国家建设的密切关系和意义。这一办学模式延续至今，业已形成通过全过程、全方位遴选人才，为培养能够承接社会用人岗位工作专门人才(以下简称育人“接班”)的育人体系。由此出发，师者宜将抽象的“人才培养”核心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育人‘接班’”工作方式，即应清晰：怎样认识育人“接班”工作的由来，育人“接班”工作的实质，育人“接班”工作的过程以及育人“接班”工作的目标等方面的问题。为达此效果，师者既需保持“传统”与“当代”知识技能传承的统一，也需克服和解决教学管理工作中的掣肘问题，力求所培养人才合乎国家的客观需要。

　　解难于教学管理掣肘问题

　　要实践“特色”与“一流”的有机结合，就应了解怎样优化国内外先进经验于自身，怎样避免机械地照抄照搬等问题。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家自兴办高等教育起就注重：一方面，将“传统”与“当代”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相结合;另一方面，将中外成功办学模式相结合。此间，不仅较好地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办学经验，创新实施了课外教学管理制度，还通过学习前苏联高校教学管理的成功经验，如校(院)、系和教研室组织制度、教学工作量制度、学时制过程教学管理措施、课堂教学和组织法、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工作法，以及课外社会实践教学管理方法等，确保了新中国前17年的高等教育质量，并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准备了大量优质人才。事实证明，建设一流大学汲取中国与他国、历史和当下的办学经验十分必要。当然，在今天，当年所学措施有些已不完全适应今天的人才培养需求，因而继续深入学习和研发新的教学管理措施，并将其用于建设一流大学的过程很有必要。它需要师者：辨析办学理念中的模糊认识、破解教学管理制度的问题掣肘、建立可持续的教学管理机制等，以利高校于办学过程中取长补短、竞争取胜。

　　客观上，人才的成长既离不开中华文明和进步的要求，也离不开世界文明和进步的要求。据此，在我国建设一流大学既不能简单仿效他国育人模式，也不能片面否定先辈育人模式。要在中西合璧、古今相融的基础上建立一流大学，就需要：其一，为养成学生于知识技能传承基础上自觉收获的习惯，建立比以前更加全面的教学管理制度;其二，为使师生携手保障知识技能传承制度的科学有效性，形成比前更加完善的教学管理机制。在高校，传承知识技能需要处理好公共基础知识与学科基础知识，学科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基本原理与客观实践以及知识学习与科学研究等多方面的作用关系，需要师生共同具备全面深入的研习态度，切忌孤立静止、片面机械地认识和解决问题。现实中，类似的问题常有：为避免教师于课堂教学“钻故纸堆”，就片面追求教师科研创新数量，以致忽略课堂教学质量;为保障学生课堂听(到)课率，就竭力强调教师“寓教于乐”，以致忽略引导学生学习自觉和保障知识技能教学内容;为鼓励课堂教学创新，就一味苛求教师堆砌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以致忽略教学内容的科学严谨、合乎逻辑、客观实际等。这些现象不仅有损于知识技能的传承实效，更可能导致师者盲目舶来“他山”产品，导致课程教学内容的庸俗化、形式化或知识结构的片面化、单一化。其结果是：教学改革不仅无利于建立一流大学，反而因维护一些错误的做法而使教学管理制度成为师者从教的掣肘。

　　建设一流大学需要教学改革，实践改革就需要科学解决“破”“立”问题。“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6]，全面理解这句话警醒人们，解决“破”“立”问题，需要这三方面的相互呼应。建立新制度不仅要有破、有立，且要注意充分发挥原有制度和秩序中积极的东西，抛弃消极的东西，否则新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就会既难以寻求作用支撑，也难于顺利实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高校教学工作的激励机制主要源自教学工作量。改革开放后，从知识大爆炸到大数据时代均要求改革传统的教学管理方法，于是高校效仿发达国家建立了学分制和量化科研水平考核机制等，但有关解决确保课堂教学质量的根本问题却未予以有效关注，以致用于维持教师课堂教学积极性的教学工作量管理制度逐渐成为这一教改的掣肘。因此，导致本应较好解决的社会与学校、教学与管理、教师与学生、理论与实践等关系均难于理顺，甚至是师者对国家关于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等科学观念的认识等也存在问题。可见，建设一流大学如果不注意与我国的办学实际相对接，不考虑中国本土实际等，其制定的教学管理措施也可能成为办学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