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基于通才育成指向，将通识教育科学地融入本科教育，是成就西南联大一流本科美名的重要因素。通识教育思想指导下，学校通过具有“大类培养”性质的院系设置、良好的通识教学氛围营造和通(识)(渗)透的课程体系设计与实施，系统而高效地推进了通识教育活动的开展。于今后的通识教育而言，西南联大的经验和智慧中，以下几点更具有价值：将通识教育与本科教育无缝对接，构建通识教育的基本逻辑;基于“系统”思维，推动通识教育的设计与实施;依托通识教育宣导教育制度和激励制度建设，建设一支高“通识”素养的教师队伍。

　　关键词：通识教育;通才育成;课程设计与实施;一流本科;西南联大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美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比较研究”(14YJC880042)。

　　作者简介：陆道坤(1977-)，男，安徽六安人，教育学博士，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史研究;蒋叶红，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研究员。

　　虽然存续时间仅为9年，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1]，西南联大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其所凝聚的办学智慧和办学经验也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单就其校友论，西南联大就足以享有“一流”美名——截至1996年，西南联大毕业生中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78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2](p514-516)，其中不乏杨振宁、李政道等诺贝尔奖得主和黄昆、刘东生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而这些成功的西南联大校友中，大部分为西南联大的本科毕业生(其中小部分为本科、硕士皆在西南联大就读，如杨振宁等人)①，足见“成功的本科教育”是西南联大最大的“学术成就”[3](p110)。而从办学智慧和成功经验来看，西南联大通才培养的教育理念和立足通识教育的本科教育模式探索，则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由此可见，在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基于对西南联大的个案研究，从历史维度重新探讨通识教育与一流本科建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从通才育成到通识教育：一流本科通识教育的总体设计

　　西南联大在办学上融合了三校的理念，整合了三校之经验，甚至可以认为是三校合作的“化学反应”的产物。西南联大将通才培育理念贯穿在从顶层设计到具体实施的各个层面，体现了良好的系统性。

　　1.指向通才育成的通识教育思想。西南联大由三校合并，为方便管理尤其是协调三校的教育教学、师资队伍等资源，成立了由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及秘书主任杨振声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其中蒋梦麟深受蔡元培的影响，对北大的通识教育精神最为了解，因而也成为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重要支持者。而在办学中，张、蒋二位校长实际上并不参与，因此也为梅贻琦全面推行其通才培养的办学思想提供了极大便利。梅贻琦的通才培养和通识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识教育是通才培养的主要手段。他认为，通识为“一般生活之准备”，专识为“特种事业之准备”，“通识”具“润身”和“自通于人”功能，因而“通才为大”，偏重专科和专通并重都是不科学的。只有“通重于专”才是符合教育规律的，也只有借助通识教育，才能实现通才的培养。第二、大学的任务“在通而不在专”[4](P2-13)。他认为，大学教育“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而不是“以(大学)四年之短期间”达到“通识之准备”和“专识之准备”兼具[5]。因此，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坚持“才不通则身不得出”，则通才教育方能奏效。第三、大学在教育教学上应该坚持“通识为本”和“专识为末”理念[4](P2-13)，全面系统地实施通识教育。他指出“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因此必须采取通识教育，对学生进行“知类通达”通识教育，方可培养“新民”[5](P182-190)。梅贻琦不仅在思想上坚持通识教育，更是将这一思想深入贯彻到办学实践中：不仅在清华期间如此，在西南联大更是如此。

　　2.基于通才培养的院系设置。通才教育理念更注重基础课程的学习，因而反对学科专业的细分。在梅贻琦的理想中，院系设计也应当遵循这一规律，因而“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之原则者也”，而第二年则分院系，由此导致“通则一年，而专乃三年”颇有不妥。而跨院系选修则由于“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己之态度”，也很难有效果[4](P2-13)。因而，西南联大的实际做法中，充分贯彻了这一思想，即借鉴英美的院系设置模式，只设立了领域涵盖较大具有“大类培养”色彩的文、法、理、工4个学科大类的学院和专属性较强的师范学院，并依据学科划分总计下设26个学系(其中包括师范学院的7个系)。此外，还设立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6](p255)。校友何水清在回忆起学习历程时指出，学校重视通才造就，因而在下设的学系内，并不设立专业，而是根据社会需要和师资与设备情况，在四年级设置内容有所侧重的若干专业组，由学生自主选修学习。如：土木系设有结构工程、水力工程、铁路道路工程和市政及卫生工程四个专业组;电机系设有电力和电讯两个专业组。机械系必修课程则侧重于动力工程的。由于负担全院公共必修课的任务较重和设备条件等原因，学系(机械系)下面未再设置专业组，只在大四年级先后开设了25门任意选修课，供学生自行有所侧重地选修，以利于毕业后工作和继续深造[7](P17-26)。

　　3.立足通识教育的教学氛围营造。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之所以能够深入贯彻，是与其良好的教学氛围分不开的。从校长、院系负责人到普通教师，都对通识教育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中推进通识教育，营造了良好的通识教育氛围。其一是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倡导。校长梅贻琦指出“要造就通才……必须添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5](P182-190)。这一观点在教务处长潘光旦那里也得到了呼应，他不仅在教学安排中贯彻了这一思想，更在其教育主张中表达了这一观点“大学……前三年为普通教育或通识教育”，因而课程安排理应按照这一部署进行安排[8]。钱穆认为“每一学院之课程，应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更不必再为学系之分别”。共同必修的学程，应全学程1/2以上[9]。这一思想对通识教育的课程安排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烘托了通识教育的氛围。其二是教师群体形成了通识教育的“共识”，并有效引导学生接受通识课程。西南联大的教师群体对通识教育的认同度相对较高，这也是通识教育得以深入开展的重要原因。很多教授认为，只有在打好比较“博”的基础之后才易于求专求精[10](p192)。闻一多也认为，对于学生来说，“广博”与“扎实”是两个基本要求，希望学生读书、认真读书、有计划地读书，“普通知识切宜广博”，既是开阔眼界的需要，也是“做学问的根底”;并且认为，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仅就管窥蠡测之智来改造社会，“恐终于万言不值一杯水耳”[11]。雷海宗也认为教育应该培养“通人”[12]，必须实施通识课程。其三是学院层面发挥主动性，推动通识教育。西南联大校友曾回忆指出：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主张学生要有较广的知识面，他指导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若选的全是物理系的课，他常不肯签字，而要学生改选唐诗、逻辑等。①化学系主任杨石先带头讲授基础课，为本系学生讲授“普通化学”、“高等有机化学”、“药物化学”，为师范学院理化学院讲授“普通化学”。①

　　二、“通”性凸显的课程与教学：一流 本科的通识教育具体实施

　　立足通才育成，基于相对完善的通识教育制度体系，以系统的通识教育设计、高效的通识课程实施、严格的课程评价机制建设，推动学生厚基础、宽视野式发展，是西南联大本科生教育的重要创新。

　　1.“通”(识)(渗)透的课程体系。基于通才培养理念，西南联大通过科学设计与筹划，在吸取三校通识教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将通识要求贯穿于整体课程设计之中，成就了“通”(识)(渗)透的课程体系。在梅贻琦的观念中，通识之“通”须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的“每门有充分了解”并做到“会通”[4](P2-13)。基于这一思想，西南联大课程设置采取了“共同必修+必修+选修”的课程结构，其中共同必修课和必修课占据了较大的比例[13](P35-42)，而通识课程分别分布于前两类课程中：共同必修课(1945年6月修订)皆为通识课程且体现了明确的基础性[13]P114-115)，院系的必修课中大多为基础课，部分课程的通识性也十分明显。必须指出的是，课程自身的属性往往因院系不同而不同：A院系的部分必修课对B院系来说可能是通识课，反之亦然(而经济商学系的“经济概论”、社会学系的“社会学原理”、算学系的“高等代数”等必修课则通识性尤为明显)，这种课程实际上为隐性的通识课程，但自由选课制度却使得其成为显性课程。因而，学校对这些课程无论在开放程度上(允许自由选择)还是在师资力量上，均给予了极大重视。如剔除前述“隐性”的通识课程，单以显性的通识课程而论，也占据了较大比例。其中一年级所修习的包括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的共同必修课程共计36～38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而通识课程教师也多为经验丰富的教授[14](P255)。在对相关研究的整合后发现，在一、二年级的课程设置中，外语系、算学系、法律系、工学院、国文系的通识课占课程总学分的比例分别为69%、68%、56%、86%、83%，分别为54学分、50学分、46学分、72.5学分、66学分。若以统一规定的总学分136学分计算，则通识课程占比最低的比率也约为40%②。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则各有特点，并主要侧重“文理渗透”和“中西会通”，有助于帮助学生确立会通性的知识与思维结构，培育多维的思考路径。

　　2.自由的通识课程选课制度。如前所述，西南联大的通识课程设置体现出“组合”的性质，即显性的通识课程(共同必修课)和隐性的通识课程(必修课中的部分基础课以及少数院系选修课)。前者由于为共同必修，因而具有明显的“强制性”。但隐性的通识课程却由于院系之间的“藩篱”而无法实现其真正的“通识”功能——而西南联大的自由选修制度却有效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自由的选课并不意味着随意选课，而是有着相应的管理制度作为保证的。第一、以严格的制度确保选修质量。《教务通则》规定“选修及增改课程，须得系主任之允许”[13](P35-42)。每学期由系主任找学生个别谈话，根据学生自己的爱好，进行选课。选课必须经系主任同意签字后才有效[15](P29-360)。同时也对退选和改选做了细致规定：“退选课程，限于该课程始业之学期开学后四星期以内行之。逾期退选者，以已经选修不及格论”。“凡一年级应修课程(课程表另定之)，不准中途退选，如自行退出者该课以零分计”，“凡选修全年课程，已修毕一学期成绩及格而自愿于第二学期退选者，得于第二学期增改课程期内，请求退选之”[13](P35-40)。第二、以发展性保证课程的“品味”。专门选修课多为知名教授学者开设，且课程内容基本上是其最新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该学科的高水平和前沿成就[16](P106)。且一天只许讲一次一个学时，不允许一次讲两个学时。这对讲课要少而精、突出重点等方面，是很有好处的，也是减少各门课程讲课时数的重要方法[7](P17-26)。第三、以竞争性提升课程的水平与吸引力。选修的自由度也相当大：不但本系学生选修，外系学生也会选读[16](P106)。选修中，如觉得不合适，在两周之内还可以退选，改选别的课程——在赋予学生选课自主权的同时也推动了课程的“优化”：教师讲课质量不佳，学生当然可以不选或改选其他课程。选课时须任课教师签字，退选时也须那位教师签字。对于教师……是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17]。

　　3.高水平的通识课程教学活动。如前所述，共同必修课和部分院系必修课多兼具通识性和基础性，前者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其中也存在自由选择的课程)，后者则在自由选课制度下具有选择性，因此想要提高学生的选课积极性，提升通识教育的效能，关键在于提升课程自身的品质和吸引力。为推动课程的“内涵式”发展，西南联大不断加大对课程教学质量的管理。第一、以“非常认真”的教学，提升通识教学的吸引力。联大校友杨振宁指出：“(联大)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18](P439-453)，“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19]。教授的教学都很认真，所有教授不管多么有名气都亲自给本科生讲课[20]，(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已是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21]。以著名历史学家吴宓为例，他备课极为认真，每讲授一次欧洲文学史，总要尽力重读他已十分熟悉的从荷马史诗，直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原著——这类课程对于学生富于启发性[2](P57)。第二、将“创新”精神贯彻教学活动，提升通识课程的鲜活度。联大教授重创新，并不“照本宣科”[22]，而是注重讲述自己的创造性研究成果。陈寅恪在讲授“隋唐史”时声明：“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许多选修课程，又都是教授研究有了新的成果而新开的，有些则是按照当时时代的需要，和国外学术上的新发展而增设的，因此年年都有新课开出[2](P192)。第三、以“同课异构+轮换开课”的方式，彰显通识课程教学的活力。联大常常会出现两三位教授同时开一门课的现象，如中外通史、普通物理、化学、数学等;有些专题课则由名家轮换开讲，如诗经、庄子以及新的科技专业等，内容大致相近，重点各有不同，讲法和学术体系更是各有千秋。这样，学生就有幸能对一门学问听到不同的讲解，思路不致僵化，可以起到启发思考、开阔眼界，引导深入钻研的作用[10](p192)。教师在讲课时可向学生提问，或让学生上讲台演习—这对培养学生及启发学生思考能力是有益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