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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诗旨辩略》评介

作者:未知 时间:2016-03-29 阅读:( )

  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陆山华 530007

  关键词:国风诗旨辩略 诗旨探求 历史性、 客观性

  《国风诗旨辩略》是杨树郁、许宏伟继2005年出版的《诗经心领》之后的又一部《诗经》研究专著。获得2014年广西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入选当年广西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精品文库。

  从《国风诗旨辩略·前言》可以看到作者是在专门研究《诗经》伊始遭遇了困惑,从而意识到诗旨探求的必要性,于是,转而汲汲于篇章之本旨探求。作者深知“解诗实难”,并言道“先贤如朱文公亦有‘盖’、‘疑’及‘不知所谓,不敢强解’等语,大师如静安先生于《诗》竟言不能解者十之一、二,其难足见。” 作者将诗旨探求之难归结为思想意识之变迁则往往造成难以消除的时代隔阂,正如其《诗经心领·前言》中提出《诗经》“正解”的先觉条件是宗教文化的认知、自然依赖的认可、政治关系的认承。而本书的国风诗旨探求“恰恰是面对大约三千年的社会知识体系的变革形成的思想鸿沟时逾越途径的思考”。

  一、历史存在的客观考量

  “现实地看,过去的任何东西都显示着一种落后;历史地看,过去的任何东西都体现着一种进步;主观地看,历史的一切都存在不合理因素;客观地看,历史的一切都包含合理的倾向。”这是作者《诗经心领·前言》的话,从本书的总体内容来看基本体现出作者是从历史性和客观性原则出发探究160篇风诗本旨的。

  如《齐风》“三诗”即《南山》《敝笱》《载驱》的解读,作者从各篇的具体内容的分析中得出均为“齐君之女婚嫁时的喜歌”的结论,其中《南山》中有“礼告”、“媒娶”二情节的明示,认为“既是明媒正娶,又有行前告别,这是一场合乎礼俗的婚姻,这也倒补了‘归’的正当与正式。这样合乎礼俗的明媒正娶,理当得到应有的祝福。”《敝笱》中之“敝笱”考释为将鱼篓隐蔽在水坝当中,而“唯唯”又取郑笺“行相随顺之貌”,如此齐国国君的女儿出嫁之际,歌蹩坝置篓而鱼贯而入,二者相提并论,对婚姻的祝福便昭昭乎、彰彰然不言而喻了。至于《载驱》作者以为即使与文姜有关系,那也只能是当初与鲁桓公嫁娶之时。即使文姜与其兄吕诸儿(齐襄公)有“淫乱” 之事,也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把这样的字眼儿轻易加诸一个女子的头上,因为我们没有如此判定事实性质的依据。何况齐王嫁女,齐国嫁女,齐子嫁鲁,齐鲁喜结连理,举国大喜之时,上下同庆之际,谁不知趣、敢出杂音?再说如此家国大典,理当郑重其事,早有礼官司仪、伶人乐师作词制曲、编排演唱,哪个大胆,敢有偏差?作者还从背景的主观赋予和畸形观念的作祟两个方面分析了《齐风》“三诗”被释为刺诗的根本原因。如此,恢复了《齐风》“三诗”作为婚嫁喜歌的历史面目,也为读者领略其艺术表达特征提供了客观基础。

  周代礼制社会无疑对三百篇的生成状态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作者在诗旨探求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往往从礼制的视角关照一些诗篇的具体内容。

  如《召南·羔羊》,作者从先贤那里得到诸多启示,根据先贤对羔裘为诸侯、卿大夫视朝之服的解释,又从汉经宋理的诸位学者解诗的功利角度、教化思维出发,以为“周代是一个离职时代,诸侯和卿大夫当然要为天下万民循礼的表率,他们的一切行为,当然包括走路的姿态都必须体现自我的身份和符合礼仪的规范。”因而,从羔皮为服的特殊意义和“委蛇”的步态中,认定这是朝拜和议事之后,行退朝礼时伴着礼乐唱起的礼歌,其旨在于警策。

  在《召南》之《采蘩》、《采苹》的主旨探求中,作者关注到“归”和“季女”这两个关键词,认为两首均为少女出嫁前按照礼制的规定采集祭祀的告庙之歌,前一首表现采蘩时将“归”的欢唱与遐想,后一首体现采苹时的恭敬与虔诚。其他诸如《邶风·凯风》《邶风·匏有苦叶》《鄘风·君子偕老》、《齐风·著》、《齐风·猗嗟》、《清风·黄鸟》等等篇章的解析中,都予以充分的礼制视角的关照,使诗旨的揭示颇具时代性特征。另外,还注意到了风诗中礼制教化的内容,如《周南·麟之趾》的公族修养、《卫风·淇奥》的君子风范以及《召南·驺虞》的狩杀节度等。

  在礼制关照的同时,也充分关注到民俗民风的历史存现,并且从礼与俗的关系角度考量诗篇的具体内容。如《郑风·溱洧》中的两个内容,一是祓禊,二是青年男女游玩嬉戏寻酷觅偶。本为民俗,亦为礼制采纳。作者认为前者已然成为“官方主持的礼仪,是关系人们的生命安全的公共大事”,而后者则涉及人口繁衍,亦为关乎国计的公关大事,此乃礼制与民俗的融合。也存在礼制对于民俗民风的干预,如《鄘风·墙有茨》,作者认为恰是在人们的世俗风气中尚且没有隐私观念的历史时期,以知礼、懂礼、守礼为教化目标,给礼教插上歌谣的翅膀,在歌的飞翔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二、自然情结的历史关照

  作者在其十年前出版的《诗经心领》中便提出了“自然公理化”这一观点,将《诗经》中的自然事物与现象选取与提点的意义,从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作用提升到时代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层面加以考量。在《国风诗旨辩略》中依然以此为基点研究和阐述国风诸篇的自然情结的存现形态。如为人熟知的《周南·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作者如是阐述,“当我们的一位男性祖先面对娴静美好的姑娘这理想的佳配良偶时,心有所动,却又不知所措之际,脑海中浮现出日常所见的河边沙洲上那形影相随、情专意一的雎鸠来,耳畔厢响起那雌雄和鸣的‘关关’之声,顿时平添了几分勇气、几分信心,于是,勇敢地付诸行动,——追求。”对于《周南·葛覃》中的“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作者认为是以自然存在的天然合理性支持人类行为的社会合理性的思维形态。

  对于风诗常见的“山有……,隰有……”这样类似描写的句式如《邶风·简兮》 “山有榛,隰有苓”;《唐风·山有枢》 “山有枢,隰有榆”、“山有漆,隰有栗”等等。作者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意识,是一种存在的理念,这自然中蕴涵着合理,这存在中彰显着法则,当我们的祖先要对自己的某种心理的内在行为或身体的外在动作寻找一种衡量尺度、合理解释之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视角聚焦于自然的存在,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道理支持或自我鼓励,于是理直气壮地推进并完成自己的内在思维或外在行为行程。”

  三、讽刺篇章的慎重对待

  《诗经》研究史上将三百篇中的诸多篇章诸如《鄘风·墙有茨》、《鄘风·鹑之奔奔》、《邶风·新台》、《陈风·株林》、《豳风·狼跋》等列入讽刺诗一类。而作者以社会历史的相对合理存在的客观意识出发,在风诗的主旨探求中却极为慎重地考量这些诗篇的内容,得出自己的结论。于《墙有茨》,作者通过对“茨”的意义考据,认为那是苫墙的草,于是,得出家“丑”不可外扬的移风易俗之歌的新观点。于《鹑之奔奔》则通过鹑之“奔奔”与“彊彊”的行为特征与篇章内部矛盾的构成状态,认为这是女子对心仪对象的认定与执着。于《新台》,作者认为是女子燕婉之求不能满足的落寞与惆怅。于《株林》作者在“脱却这千年同声、众口一词的因袭之说的限囿,回归文本本身的观照,不免疑云陡生”,在阐明“从夏南”与夏姬无关,应取其本意,即追随夏南的意义表达和“说(通“税”,休憩;止息;舍也)于株野”乃陈灵公赴株林与夏姬通奸情理不合之后,指出“其实,这是一首美丽的爱情畅想曲,而对象便是夏征舒,或者其所借代的男子。”于《狼跋》作者所言“其实,《诗》之时代,人于自然界之禽兽之类并非如后世之泾渭分明的道德评判,对自然的敬畏使之对一切的存在都抱有一种无条件的合理性认识,绝不敢以仇视的态度和恶毒的语言相向。”将诗旨的理解引向了非刺而美的一途,但并不赞成所谓周公、成王之说,认为这是一首赞美公孙(其人为谁,无法考证,也无需考证)的诗——令人景仰的“老狼”。对于已然似乎约定俗成地确认为讽刺诗的《魏风》中的《伐檀》与《硕鼠》作者也又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于《伐檀》以为朱谋玮《诗故》的“父兄训勉子弟之词”和梅琼林《〈诗经·魏风·伐檀〉新解》的“是在伐檀造车时后辈们吟唱的敬老歌”是对理解本诗的最具启发意义的观点,引导着笔者走出刺美的固有窠臼和阶级对立的思想阵营。认为这是劳动者——轮人的自食其力的骄傲与满足。至于《硕鼠》作者以为当是不堪鼠患的腊祭祷告之辞。

  《国风诗旨辩略》的作者在对于160篇风诗的旨意探求过程中,涉及并探讨了诸如思想、意识、理论、方法等诸多问题,这或许要比单纯的观点更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这或许恰恰就是作者的初衷——“或能于前圣今贤疏浚的古今思维沟通的渠道上尽一锹一铲之绵薄之力,于愿足矣。”(《后记》)

  作者怀着对前圣今贤指引和延领的感激与谢忱,以“无须苛待于己,更不当刻求于人”的研究作风,以“但求其是,非苟于异同”的学术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并取得了如此的成果,同样有资格接受我们的感激与谢忱。

  参考文献:

  [1] 杨树郁、许宏伟.国风诗旨辩略[M].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

  [2] 杨树郁,许宏伟. 诗经心领[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3] 高亨.诗经今注[M]: 第2版.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作者简介:陆山华(1968—),女,壮族,广西百色人,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研究方向:文化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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