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现状是目前高校十分关注的问题。本研究以职业倦怠问卷为工具，通过调查湖南省高校690名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现状，发现辅导员普遍有中等程度的职业倦怠。具体来说，女辅导员的成就感显著低于男辅导员;已婚和未婚辅导员职业倦怠差异不显著;20～25岁年龄组辅导员职业倦怠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龄组，31～40岁年龄组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得分最高;硕士学历辅导员职业倦怠显著高于本科学历辅导员;0～2年工龄辅导员职业倦怠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工龄组，工龄6～10年辅导员职业倦怠显著高于其他三个组;辅导员所带学生数量为0～200人时，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得分最低。为了改善辅导员职业倦怠现状，需统筹规划辅导员队伍建设，完善辅导员的绩效评估机制，合理安排辅导员工作量，增强其职业认同感，促进辅导员的自我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师资队伍建设;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职业认同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6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网络文化育人功能与价值研究”(16B03);2015年湖南省辅导员团队建设项目“树人以德 育人以情——大学生心灵成长辅导团队”(15F03)。

　　作者简介：张坤(1978-)，男，湖南沅陵人，博士，湖南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余苗(1987-)，湖南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生涯发展中心讲师。

　　职业倦怠(job burnout)又叫工作倦怠。197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Freudenberger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用来专指服务于助人行业中的个体在面对过度工作要求时所产生的身体和情绪极度耗损状态[1]。此后30多年，职业倦怠引起广泛关注，研究范围也逐渐扩大，从最初的服务和教育职业扩展到了医疗、计算机技术、军队及管理等领域[2]。目前，最为广大学者所广泛引用的是Maslach和Jackson 在1981年提出的职业倦怠定义：“在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的一种情感耗竭、冷漠和个人成就降低的症状”[3]。情感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玩世不恭(cynicism)和成就感低(inefficiency)是职业倦怠的三种具体表现。情感耗竭涉及个体对压力的评估，表现为个体的情感资源过度消耗、疲乏不堪、精力丧失;玩世不恭涉及个体对待服务对象的态度，表现为刻意与工作及相关人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工作不那么投入和热心，总是很被动完成工作任务，工作态度被动消极、麻木疏远;成就感较低涉及个体对自我的评估，表现为个体自我效能感降低，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等。

　　职业倦怠更常发生在助人职业中，如教师、医护人员、警察等从业人群。其中，教师是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关注较多的一个群体[4][5]。高校辅导员是高校教师队伍中的一支，与高校任课教师相比，辅导员往往要身兼数职，承担多重角色，事务繁杂琐碎，这使得他们更容易在工作中产生职业倦怠感[6]。目前，学术界也开始关注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现状。有部分定性研究从理论角度总结了辅导员职业倦怠的成因及应对措施[7][8]，也有少数定量研究通过调查数据了解辅导员职业倦怠的现状[9][10]，探索职业倦怠与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等[11][12]。总的来说，有关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定量研究较少。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骨干力量。辅导员的职业倦怠不仅会影响辅导员的身心健康，还有可能影响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因此，关注辅导员的职业倦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现状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从而为辅导员职业倦怠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或借鉴。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依托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工作研究会，我们面向全省100多所高校的辅导员发送问卷星链接，通过网络平台收集调查数据，共收集到700份数据，回收有效问卷690份，有效回收率为98.57%。其中，来自普通高等学校的辅导员473人(68.6%)，来自高职高专院校的217人(31.45%);专职辅导员590人(85.5%)，兼职辅导员100人(14.5%);男性278人(40.3%)，女性412人(59.7%);大专学历7人(1%)，本科学历203人(29.4%)，硕士学历477人(69.1%)，博士学历3人(0.4%);30岁以下的392人(56.8%)，31～40岁的243人(35.2%)，41岁以上的55人(8%);工龄0～2年229人(33.2%)，3～5年204人(29.6%)，6～10年169人(24.5%)，11年以上的88人(12.8%)。

　　除了采用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人口学变量，工龄等)之外，我们还采用了Maslach编制的职业倦怠量表通用版(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 General Survey， MBI -GS)，中文版问卷由李超平和时勘[13]修订，共15道题，包括情感耗竭(5道题)、玩世不恭(4道题)和成就感低(6道题)三个维度。问卷采用利克特7分等级，1代表“从不”，7代表“非常频繁”，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得分越高，倦怠程度越高;成就感低维度采用反向计分，得分越高成就感越低，倦怠越严重。在李超平和时勘的研究中，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3，0.82。本研究中三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0.86，0.86。

　　本研究运用的统计方法包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采用spss18.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二、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调查结果

　　根据李永鑫的观点，在七级评分时，平均数在1～3之间为轻度倦怠，3～5之间为中度倦怠，5～7之间为高度倦怠[14]。本调查中，辅导员职业倦怠得分为3.10(0.92)，在情感耗竭、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三个维度上得分分别为3.23(1.22)、2.85(1.18)、3.17(3.10)。由此可见，被试群体总体有中度倦怠，在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维度呈中度倦怠，在玩世不恭维度呈轻度倦怠。

　　按上述标准，将被试在三个维度及总分上的得分分为轻度倦怠者、中度倦怠者和重度倦怠者，每一类人数及所占比例如表1。由表中结果可知，被调查群体中一半左右辅导员存在中度倦怠，也有少数比例辅导员有重度倦怠。

　　(1)不同性别、婚姻状况的比较

　　利用T检验考察不同性别和婚姻状况的辅导员在职业倦怠总分及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差异，结果发现，男女辅导员职业倦怠总分差异边缘显著(t=-1.91，p=0.057)，女性辅导员职业倦怠程度略高于男性辅导员。在成就感低维度，男辅导员得分显著低于女辅导员(t=-2.18，p=0.03)，即女辅导员的成就感显著低于男辅导员。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男女差异不显著(t=-0.57，p=0.57;t=-1.44，p=0.15)。已婚和未婚辅导员总体职业倦怠(t=-0.901，p=0.368)及情感耗竭维度、玩世不恭和成就感低维度差异均不显著(t=-1.857，p=0.064;t=-1.371，p=0.171;t=0.754，p=0.451)。

　　(2)不同年龄、学历的比较

　　不同年龄辅导员在职业倦怠总分及三个维度上得分均差异显著，具体见表2。LSD事后检验发现，在职业倦怠总分上，20～25岁辅导员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三个年龄组的辅导员。在情感耗竭维度，20～25岁年龄组得分显著低于26～30岁和31～40岁年龄组，而26～30岁年龄组得分又显著低于31～40岁年龄组，40岁以上年龄组得分处于三个组中间，与三个组得分差异均不显著。在玩世不恭维度，20～25岁年龄组得分显著低于26～30岁和31～40岁年龄组，26～30岁年龄组得分边缘显著低于31～40岁年龄组，40岁以上年龄组与其他三组差异不显著。在成就感低维度，26～30岁和40岁以上年龄组得分都显著高于20～25岁和31～40岁年龄组。

　　由于被试中大专学历和博士学历人数均少于10人，无法进行方差分析，故只比较了本科和硕士学历辅导员的差异。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在职业倦怠总分、情感耗竭和成就感低维度上，本科学历辅导员得分显著低于硕士学历辅导员(t=--3.210，p=0.001;t=-2.188，p=0.029;t=-3.138，p=0.002);在玩世不恭维度，本科学历辅导员得分边缘显著低于硕士学历辅导员(t=-1.785，p=0.075)。

　　(3)不同工龄和所带学生人数差异的比较

　　考察不同工龄辅导员职业倦怠的差异，结果如表3。由结果可知，不同工龄辅导员在职业倦怠总分、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得分差异均显著，在成就感低维度得分差异不显著。LSD事后检验发现，在职业倦怠总分上，工龄6～10年辅导员得分显著高于0～2年、3～5年和11以上工龄的辅导员，而0～2年工龄的辅导员得分显著低于2～5年和6～10年工龄的辅导员。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不同工龄辅导员得分的具体差异也呈现相似趋势。

　　考察辅导员所带班级人数的多少是否与其职业倦怠存在一定的关系，结果发现，在职业倦怠总分和成就感低维度，带班人数多少的差异不显著，而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差异显著。具体见表4。LSD事后检验发现，在情感耗竭维度，400人以上组和201～300人组显著高于0～200人组，301～400人组与其他三组差异均不显著。玩世不恭维度的组间差异趋势相同。

　　三、高校辅导员职业倦怠情况分析及对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高校辅导员大多有轻至中度职业倦怠，且中度职业倦怠辅导员比例占多数，也有少数辅导员有重度职业倦怠状况。在情感耗竭维度，辅导员平均得分较高(3.23)，且重度倦怠者占11.3%，这说明辅导员的职业倦怠状况主要表现在情感耗竭上，即因工作压力过大而导致情感资源过度消耗。另外，有59.7%的辅导员感受到中等及以上程度的成就感低，44.2%的辅导员感受到中等及以上程度的玩世不恭。因此，辅导员的职业倦怠需引起高度重视。另外，本研究从性别、年龄、学历、工龄等方面对辅导员的职业倦怠情况作了进一步分析。

　　第一，从性别上看，本研究发现，女辅导员职业倦怠程度略高于男辅导员，且主要表现在成就感低上。这主要是因为女性情感比较细腻，对他人需求更敏感，对学生照顾和关爱更多，她们容易在工作中投入更多，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中的投入，成就感低可能更多与感受到的付出回报不对等有关。可能还存在另一个原因是，女辅导员在职业晋升等相关机会上，比男性略占劣势，或者因为她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家庭之中，其能力并没有完全在工作中展现。这一结果与曹建平的研究正好相反[10]。

　　第二，从年龄上看，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辅导员职业倦怠存在差异。20～25岁年龄组无论在职业倦怠总分还是三个维度上，得分都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即20～25岁年龄组倦怠感最轻。这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刚进入工作岗位，对工作充满积极期待和热情。31～40岁年龄组在情感耗竭和玩世不恭维度上得分最高，这一年龄段似乎更容易产生倦怠感。究其原因，这一年龄段正处于中年初期，他们不论在事业发展还是家庭建设方面都处于关键时期，各类事务繁杂从而导致情感耗竭，对工作有疲惫感。

　　第三，从学历上看，发现硕士学历辅导员的倦怠更严重。其原因可能在于，学历越高的辅导员，由于前期教育投入较多，对自我定位较高，对工作的价值期待也较高，这种期待让他们更容易在工作中产生失落感。随着高校的发展，硕士研究生将成为高校辅导员队伍的主力军。因此，辅导员的学历与其职业倦怠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辅导员队伍建设考虑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