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亮 房爱华

　　作者信息：张学亮，1971年10月，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房爱华，1978年8月生，云南师范大学招生处，吉林大学古籍所在读博士

　　[关键词] 晚明;社会控制;削弱;影响

　　(一)

　　明朝的建立与前期国家治理，都是在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强人政治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因此，明朝在立国之初的政治作为，无不体现着国家强权对社会控制管理的意志。明朝前中期的中国社会，学术界基本认为是一个体现皇权国家意志的强控制社会。但是，随着王朝政治的发展，明朝对社会的控制力呈现递减的趋势。迨至晚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呈现明显的削弱状态，晚明社会也逐步蜕变为一个在有限约束下，不断自主放任发展的庞大社会体。

　　首先，晚明社会控制的削弱体现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时期，考成法的实施以及张居正本人的个人威权带给官僚系统的压力，暂时性的提高了官僚体系的效率，收到了阶段性的富国强兵的效果。但是，张居正死后，随着对其政治清算的逐步展开，张居正改革的成果逐步流失的同时，随之而来的还有官僚系统压力释放下的强烈反弹。这种一张一弛的政治现象，虽然有助于缓解王朝的政治矛盾，但却削弱了国家的政治效能。

　　万历帝亲政后，不久就怠于政务，万历中后期的开始的缺官不补现象日益发展，成为中国王朝政治史上的奇观。而朝廷中党派林立、盈廷聚讼、党同伐异、是非莫辨的局面愈演愈烈。这使得国家中枢政治日益陷于僵化状态，其效能仅限于维持王朝的日常运转。

　　万历末至天启朝，皇位传承的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宫廷多故，严重打击了士大夫的信心，明王朝的政治在举步维艰之际，又陷入宦官专权的黑暗之中。在魏忠贤的阉党迫害下，朝中正人被洗劫一空，在野君子也难逃罗网，政治环境和氛围极其恶劣。朝野上下，正气不张，暴戾弥漫，可称有明一代之最黑暗时期。及至崇祯登基，亟欲革新，但又因更张过甚，操之过急，卒致明亡。

　　其次，晚明社会控制的削弱还体现在国家经济层面。明代的国家经济在隆庆时期即已经体现出财政危机的特征。随着国家机构的逐渐膨胀，国家各项开支增加，宗室消费庞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万历初年，经过张居正的努力整顿，明王朝的财政危机有所好转，“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1](卷114，《李太后传》)太仓积粟可支十年，国库仅太仆寺存银就有四百万两。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逝世及被清算，明王朝又陷于万历“三大征”的战争泥沼中，王朝的积蓄很快消耗殆尽，“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今所存者，止十余万。’”[1](卷92，《兵志四》)其财政赤字逐步呈现。

　　万历中后期，由于后金势力的崛起，辽东等边防前线的军事压力剧增，军费开支也随之增加。随着国内形势发展而次第出现的“三饷”加派，更使明王朝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之中。“辽饷”加派本为应对边防军费之不足，但却加剧了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为镇压农民起义，遂加征“剿饷”，此二项征收，加之后来为了增加军队数量而解决练兵费用所增收的“练饷”，综合起来，使明王朝陷入民穷财竭的境地。

　　万历帝的贪财黩货还导致“矿监”、“税使”缇骑四出，骚扰民间工商业，使得民生凋敝，并进而引发社会骚乱，给明王朝的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扰动。天启朝又全面沦为宦官专权的黑暗之中。魏忠贤的贪渎更甚于万历皇帝，卖官鬻爵不仅是政治行为，而且发展成为经济行为。“督抚连车载，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2](智集，《揭长安门》)这种购买所得的官员，必然会大肆搜刮，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因此，明代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出现了土地兼并与土地抛荒并存的怪现象。一方面，享有赋役优免特权的贵族官绅们纷纷兼并土地，另一方面，承担主要赋役压力的小民纷纷弃产脱逃。地处中原的河南省，农民“人不堪役，则先卖其牛，弃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于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极矣。”[3](卷2，《书》)出现了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人员出逃现象。这一社会场景，说明晚明社会经济的凋敝程度，以及社会控制在经济领域的极大削弱。国家经济基础的动摇，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

　　再次，晚明社会控制的削弱还体现在军事层面。万历朝虽然发动了较大规模的支援朝鲜的战争，但是，明朝军队所面临的战斗力削弱问题却始终无法彻底得以解决。万历中后期起，东北地区后金势力崛起并日益发展壮大，对明朝造成了沉重的军事压力。面对日益强大的后金势力，明朝军队的缺编问题严重，战斗情绪低落，武器装备匮乏。“胡马来，我马回，胡马何骄我马颓。我弓不及弦，我衣不皇甲。白梃足挞汝，何用兵与铩。不战屈人理或有，血光夜照居庸口。”[4](丁集第九，《胡马来》)时人的这首边塞诗，是对明王朝北部边防状况的一个真实写照。

　　明中叶后，作为军队主力的京军构成成分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深谙军事的统兵官，被世袭权贵和纨绔子弟所取代，军队的各级军官，多出身于此阶层。而士卒多为市井游民商贩，由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只能是骗取国家的军饷，图糜廪禄罢了。因此，才有辽东前线，明军与清军作战，败多胜少的局面。甚至在等级制度分明，理应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命令的军队里，南京军营却接连发生军人哗变，这充分暴露了明军军纪败坏的程度及国家对军队控制削弱。

　　(二)

　　万历中后期，由于明王朝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社会控制的削弱，一方面为社会自身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使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和某种程度发挥的自由。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到社会失控危害性后，试图强化社会控制的努力，也使晚明社会在张驰不断的变动中持续演化，直至明朝灭亡。

　　首先，晚明社会控制的松弛导致社会风气发生变异。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江南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工商业市镇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市民阶层开始在江南社会出现，并逐步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社会中传统的长幼有序的伦理道德规范也逐渐废弛，出现了对于传统伦理秩序的忽视和公然破坏行为。“嘉靖中年以前，犹循礼法，见尊长，多执年幼礼。近来荡然，或与先辈抗衡，甚至有遇尊长乘骑不下者。”[6](卷1，《风俗》) 淳厚质朴的社会风气逐渐被社会新生事物冲击，导致整个社会风俗浇漓，道德水平逐步下滑。社会成员在一片虚伪做作中，丧失了应有的公序良俗，以至于“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7](卷64)谈迁的判断，不乏洞见。

　　其次，晚明社会控制松弛造成社会分化日益严重。从嘉靖到万历朝，近一个世纪的社会演化过程，也是明代社会逐步分化的过程。在这一社会分化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配置主要围绕权力这一中心展开。“司马光以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自今观之，不在官、不在民，皆在权贵贪黩之家。”[7](卷51)权贵之家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权力，竭尽所能的攫取社会财富，导致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失衡。而在社会生产力有限的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中，财富的聚敛往往意味着部分小农家庭的贫困和破产。权贵阶层的肆无忌惮，是在国家权力监控缺位、社会控制松弛的前提下实现的，社会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由于社会断裂而引发的农民起义。

　　再次，社会控制的削弱导致了社会对立情绪。社会控制的松弛导致社会分层加剧，也直接导致了社会对立、矛盾以及冲突。最初，市民意识逐步成长的江南民众以歌谣的形式发泄对于权贵和富裕阶层强占社会公共资源的不满，“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载功名尽，只见湖光不见笆。”[8](卷14，《西湖俗谣》)但随后，这种不满情绪逐步发展成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以“民变”、“奴变”等形式暴发出来，给社会造成一定伤害。

　　最后，晚明社会控制的削弱在社会文化方面也有所体现。主导晚明时期社会文化的主流哲学是王守仁的心学。阳明心学倡导对于心性的修养与涵容，打破理学的禁锢与束缚，带给了士人阶层更多的精神解放与自由追求的可能。这一哲学思想由于切合了晚明社会发展阶段的时代特征，因此被广泛接受与传播，成为影响晚明社会的主流思潮。“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卷170，《儒林一》)随后，逐步普及和大众化的阳明心学经过王学门人的改造与传播，基本成为晚明社会行为方式的主要理论依据。

　　综上可见，明朝自立国到晚期，经过二百余年的发展，国家承平日久，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与之相应的却是国内矛盾的不断积累和发酵，晚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在社会不断增容的压力下，逐步被削弱，因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导致明王朝呈现出一幅衰败的末世景象。

　　[参考文献]

　　[1] 张庭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谈迁.枣林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吴应箕. 楼山堂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 钱谦益.列朝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 沈鲤.亦玉堂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 康熙江宁县志.金陵全书[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7] 谈迁.国榷[M].中华书局，1958.

　　[8] 叶盛.水东日记[M].中华书局，1980.

　　(该论文为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Y142《结构缺失与明末清初云南地区社会控制研究》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