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土地”的亲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乡土对于作家是一个极其具有诱惑力的词语。当“乡土”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挥之不去的情结而化为“乡土文学”时，“民俗事象”也因文学的“现代”而被斌予了更具体的指向和更深切的内涵。

  “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1]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韧期，知识者用觉醒的现代意识和哲学眼光审视乡土民俗的价值属性，通过民俗事象这一俗民社会文化生活的载体表达一种情感层次的道德式悲悯与忧伤情怀，阐释着对乡土社会的本质否定。

“五四”运动后，大批的现代作家为寻求现代文明而远离故土，涌入都市。他们以觉醒者的眼光去反观乡村文化，发现了乡村封建文化的沉重、封闭、落后和愚昧。先驱者早已看出，所谓“仁义道德”的历史实质就是“吃人”的历史，“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他们以现代理性去分析、运用、解释民俗，对之进行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进而反叛乡村文化，以此寄予他们“向低处广处看”的文化性启蒙性理想。因此乡土小说在政治视角的鼓舞下对民俗格外地青睐，从民俗中揭示俗民的精神状态，来完成文学的崇高使命。因此出现了一大批熔民俗文化与小说艺术于一炉的作家作品。鲁迅等作家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着人生，采用平实、冷竣的客观写实态度，对乡民和乡民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修饰的描写，他们细致刻划山川风物、民情世俗，批判造成乡村长期停滞的愚昧陋习，挖掘人物的深处灵魂，对乡民精神劣根性进行了深刻解剖，以探求精神病症的根源。鲁迅的《祝福》通过风俗画面来揭示社会生活、人物命运的内涵。借助人与人之间冷酷关系的反讽叙事，显示鲁迅对当下现实冷竣的观察：国民精神愚钝麻木，在世间冷漠与隔阂是人与人关系的本真。萧红《呼兰河传》以冷静和爱怜的笔触对家乡的陋习、国民的愚昧、扭曲的人性作了异常冷峻的画像，另外蹇先艾的《水葬》中的水葬，许杰的《赌徒吉顺》中的典妻，《惨雾》中的械斗，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的冥婚，台静农的《烛焰》中的冲喜等,展示了一幅幅令人心颤的封建陋习画面。愚昧、麻木、无知、野蛮、落后的精神状态是现代乡土小说作家启蒙武器的指向。

另一方面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浪漫书写本身喻示着文学中的救赎理想。废名、沈从文以美的力量重构人类理想的生存家园，以此对抗现实的苦难。他们的小说用诗性书写人间真情，人生存的本真状态及人之生存的审美化、艺术化。

“民族风格的第一个特点是风俗画”[2]

民俗的基本社会属性之一就是地域性、民族性，因此，作家自觉地把民俗风情作为小说创作民族化特色的艺术土壤。

别林斯基认为民族性实际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和特色的忠实描写。

一个民族特有的风土人情，道德价值观，宗教信仰，节庆仪式，人生礼仪，生活习惯等，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的具体体现，所以民俗事象成为文艺工作者文艺民族化极力追求的一种方式和手段。鲁迅被称作中国现代小说之父，他使民俗与文学达到完美结合。民俗运用使鲁迅作品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他不仅开了现代乡土小说的先河，也为其他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典范，并为其文学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世界性的价值和意义。茅盾、沈从文、许杰、王鲁彦、李劫人、沙汀等，他们在各自的作品中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乃至不同民族的各具特色的民俗事象和民俗生活。萧红的《呼兰河传》开篇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作者用诗意的笔法，详细地描写了家乡祖辈流传下来的各种民风习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演台子戏、赶庙会。这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北方农村色彩斑斓的风俗画形象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为那个时代呼兰城人灰暗卑琐的日常生活及他们的善良、悲哀、空虚、迷信、落后、保守的性格展开了客观的民俗环境，显露了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沈从文在《边城》中描绘了茶峒四季的风俗，节日非常多，端午节、中秋节和过年，尤其是端午节，它最能表现出当地的风俗传统和精神。他笔下的湘西中那些灵动的水，秀气的山，成为中国文学中不朽的艺术存在，成为民族性的标识。作品是民族的，倒更容易成为世界的。乡土小说对民俗事象的书写，使文本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气质，具有了沟通心灵的独特魅力，超越时空的气质秉赋，成为文化传播的载体。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精神和周围的风俗”[3]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童年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因为人的知识积累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童年，童年体验是一个人心理发展不可逾越的开端，对一个人的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事实证明：一个人童年体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并规范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宿因，在个体发展史上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现代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与他儿时的经验具有深刻的关联。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对民俗事象的青睐是作家本人的民俗文化心理的隐性书写。尽管乡土小说的民俗事象的切入与当时倡导的启蒙的理论有关，但是作家的民俗情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乡土小说家大多出身于中小城镇或偏远的乡村，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有着深厚的情感，那些来自他们的故乡、故园的自然风物、乡俗人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从他出生的一刻就开始感染他，繁多诡谲的民俗更是让童年的他们迷在其中。由于时间的浸润，潜移默化的力量将民间静态抑或生动的民俗换化为他最初的心理结构、精神人格、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文学观念等民俗文化心理。经验联想和情感共振，内隐式地渗入和内控着他们的创作。“一个人思考他在童年时代留下的印象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一般说来，残留的记忆——这些东西他自己也不理解——掩盖着他的心理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的无法估价的证据。”这些记忆以不确定的形式表现在一个人的作品中，或者形成一种气质内核，或者成为一种精神的隐忧，潜在地对影响着作家的审美把握。鲁迅从小就迷恋故乡的目连戏、迎神赛会、社戏等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每当迎神赛会的时候，他往往都要“伸着颈子等候”。正是这些童年时的关注，儿时的记忆让他写出了所以关于当地古老的祝福节日，那治病的人血馒头。沅水、辰河之端的茶峒边城的端午风俗对于沈从文，那些些种种的民俗事象其实是作家记忆中永恒的童年，它还是风俗历史的“根”。《呼兰河传》以童年视角对原乡记忆进行还原与想像。对于萧红来说，呼兰河畔的山屯小村中的跳大神，放河灯等记忆形态、景象的寻找与表达，是她的生活体验与认知、精神想像共同形成的自我本体与自然生命形态、精神文化生态之间的动态互动。王鲁彦的浙东冥婚，蹇先艾的黔地水葬，沙汀的乡镇茶馆，彭家煌的湘中活鬼，这些繁复芜多的民俗事象寄予了作家深深的恋乡情结，浓浓的思想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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