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募兵制对北宋农业的消极影响

摘要：北宋统治者吸取藩镇割据的教训，实行募兵制，将兵和农完全分开。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防止兵民勾结壮大农民起义力量，将社会上的游民转化为维护中央统治的工具，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但募兵制使得大量劳动力永久性地脱离农业生产，对北宋，尤其是京西路地区的农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如果能够变革募兵制，北宋农业的发展应该可以更好。

关键词：北宋募兵制中央集权农业生产京西路消极影响

北宋建立后，统治者吸取唐末以及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募兵制即为其中之一。与府兵制的“兵农合一”相反，募兵制通过征募的方式，使军人脱离农业生产，成为职业兵。这一制度肇始于唐中后期，在宋朝被统治者发扬光大。然而募兵制兵农分离的特点，却导致了意料之外的后果。

一、北宋实行募兵制的目的

宋初实行的各项制度改革有一项基本原则，就是加强中央集权。在军事制度方面，“杯酒释兵权”用来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防止藩镇割据；对禁军的一系列调整（包括分割统兵权、实行更戍法等）用来调节中央与将士的关系，防止拥兵自重。募兵制也不例外。它的实施主要是为了改变将士与地方（尤其是民间潜在力量）的关系，防止农民起义以及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军队哗变，将政权稳固地掌握在中央手中。其目的具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将社会上的不安定分子收入军队，令其转化为维护政权的力量

宋朝御用史官评价募兵制的作用是令“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矣。”[1]游民的数量反映社会的稳定程度，汉末、魏晋南北朝、唐末都是流民蜂起的时期，也都是人心思变，王朝将亡，天下大乱的时期。身强体壮的无业游民（“犷悍失职之徒”）每天不事生产，四处游逛，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威胁。将他们招募为兵后，“虽有桀骜恣肆，而无所施于其间”[2]，既加强了军队实力，又稳定了社会秩序，宋太祖赋予募兵制的，可谓一举两得的“妙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宋政府每遇灾年，就在灾区大量招兵，并对招募兵士多的官员实行奖励——“诏一岁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3]。有时即使无灾，也要募集饥民补充厢军。

在募兵过程中，并不是所有游民、饥民、灾民都有资格当兵。皇帝和御用史官们在谈到募兵时，总要强调是“犷悍失职之徒”或“健勇失业之民”，要求士兵体格务必强壮。最初的选拔是依据“兵样”，后改为“等长杖”。这样一来，不入军籍而为农民的，就是一些老弱病残，至少够不上“健勇”也谈不上“犷悍”的人。从心理条件上说，这些人多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缺乏发动起义的胆量。从物质条件上说，相比正规军，这些人在身体素质、武器装备上都明显处于下风，即使发动起义，也易于镇压。也就是说，农民中愿意发动起义的“活跃分子”少了许多。有了这一釜底抽薪的手段，农民起义的威胁就极大减小，中央集权因而更加强大。

（二）消除正规军对农民起义的潜在支持

在谈及募兵制的用意时，宋太祖曾论述道：“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4]自古以来，士兵倒戈，兵民联合的例子就不在少数。仅隋唐五代时期就有瓦岗军招降裴仁基、庞勋起义等例。而在募兵制下，一旦被募，即入军籍。如果不是皇帝下诏遣散，禁军和厢军就禁止归家务农。如此一来，兵民隔绝，“叛兵”与“叛民”互相勾结的可能性下降。加之宋政府每年花费大量财物“养兵”，士兵或心存感激，或贪恋财物，哗变倒向农民起义军一方的可能性降低。农民起义的支持力量消除了，中央的统治也就巩固了。

二、募兵制对北宋农业的消极影响——以京西路为例

募兵制实行的目的是维护北宋的统治。如果单单从农民起义的数量减少、规模变小这一方面考察，其维护中央集权的初衷可以说是达到了。然而综合考虑北宋王朝的各方面情况，募兵制对中央集权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大于正面影响。除招募大量兵士却疏于训练，耗费巨额钱财养兵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外，募兵制对于北宋，尤其是北宋京西路诸州的农业生产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北宋募兵制原意加强中央集权，却反而对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有所妨碍。历代北宋统治者，或者未发现这一事实，或者即使发现也不愿承认。

北宋招募的“犷悍失职之徒”作何解释？“所谓失职，主要是指从土地上，从农业生产上被排斥出来的那些人；所谓犷悍，是指身体魁伟，而且‘孔武有力’的那些人。总之，原都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些强壮劳动力。”[5]在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长期依靠人力。农业人口的多寡，是反映一县一州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历朝历代统治者，无不强调增加人口的重要性，无不将人丁兴旺作为经济繁荣的显著特征，并一再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鼓励开垦耕种。宋朝自与辽、西夏交兵以来，一方面不断扩充军队：“治平二年，募陕西土民、营伍子弟隶禁军”、“熙宁元年，诏诸州募饥民补厢军”、（熙宁）“三年七月，诏京西路于有粮草州军招厢军，共三万人为额” ……另一方面，丝毫未改变遇灾招兵的传统：庆历三年下诏“河北水灾，缺食民甚众，宜寄招补军”；庆历八年，河北再次水灾，“农民流入京城三十余万”。安抚使富弼“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6]如此众多的精壮劳动力，或者只因天灾，或者不明原因地脱离了农业生产进入军队，且长期不见复员，势必对当地农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后果是田地荒芜，国家收入减少，国家反过来增加赋税。如果再有自然灾害降临，更多农民将四处流亡，于是国家增加募兵，抛荒土地更多……宋朝的募兵制陷入了“募兵——劳力不足，田地荒芜，国家收入减少——增加赋税、自然灾害——百姓流亡——再募兵”的恶性循环。

下面以京西路为例说明宋朝募兵制对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

京西路位于黄河以南，临近北宋都城汴梁，自古便是著名的农业区。唐末五代，中原地区藩镇林立，京西路地区成为军阀争夺的对象，对该区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京西路距都城较近，调兵拱卫方便，且位于北方地区，受辽、金威胁相对严重，所以，入宋以来，宋政府在本区大量招兵：“康定初，京西、河北、河东……各自招募宣毅军”[7]；熙宁三年，“诏募增，而京西转运司所募多至三万人”[8]。类似记载，在《宋史》中屡见不鲜。作为五代时期受战乱影响最深、遭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休养生息本应成为治理京西路的长期政策，宋政府却大量掠夺劳动力为兵，使得京西诸州长期劳动力不足，农业状况雪上加霜。太平兴国五年，京西路唐、邓二州人口密度仅为2.0和2.5（单位：人/平方公里），元丰初年，唐州达到8.4，邓州仅为4.3，这还是在北宋政府大力招抚流民定居京西条件下得出的数据。而京东路的兖、莱等州，人口密度从3.4、3.3上升至20.0、12.7[9]，足可见募兵的影响之大。同样，京西路垦田状况也不容乐观，《宋史》明确记载：“久之，天下生齿日繁，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10]甚至出现了将唐州废为县的呼声。尽管宋政府下大力气招抚流民，鼓励开垦京西路的荒地，但这里的农业生产始终未曾回到原有的或者说应有的水平。

三、结论

事实上，北宋当时就有人指出大量募农为兵对农业的消极影响，甚至皇帝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想要变革募兵制。至和二年，知谏院范镇上奏即有言：“夫取兵于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则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11]；景祐初年，（皇帝）“患百姓多去农为兵，诏大臣条上兵农得失，议更其法”[12]。但由于宋太祖“家法”的代代延续，并且有宋一代，募兵制对维护中央集权的确产生了巨大作用，所以几乎每个皇帝都没有对它展开实质性变革。即使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神宗对募兵制改革也是犹豫不决。统治者未能废除募兵制，或至少未能改变募农为兵的方法，只能屡屡用招抚流民来促进生产，治标不治本。募兵制对农业的消极影响就得以一直延续。应当说明的是，虽然募兵制对农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但宋朝的农业发展趋势并不是衰退的。由于江南地区的带动，整个宋朝的农业水平仍然呈上升态势。然而如果募兵制能够稍加变革，宋朝的农业水平应该可以更加提高。